江北沿江步道古迹----转自李清中文稿
江北区沿江东移发展战略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型工业园区和港埠建设，二是沿江古迹遗址的开发利用，这是大力开发江北区沿江经济文化带的两个重要支撑点。随着江北区东移发展战略的推进，大型工业园区和港埠建设己经初显规模，而沿江古迹遗址的开发利用却步履迟缓，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对沿江文化缺乏研究，文化造势的底气不足。古人云：“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可见研究人文地理历史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江北区沿江东移的发展战略中，弄清沿江文化家底，更是大有必要。因此，要借这次修志的契机，不但抓好近20年的江北区历史的编撰，还应不断地加强对沿江地理风貌、古迹遗址的考查研究，积极收集和整理完善相关的文史资料，使古往今来的人文地理历史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柱，这是新时代修志工作的应有之义。江北区沿江地带是古时巴之三峡的主要区域，自然风光绮丽，人文历史厚重，是一个开发潜力巨大的经济文化带。巴之三峡，最早的记载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他在卷一·巴志中称：“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屿，故巴亦有三峡。”其中东突峡即今之铜锣峡，畜沮即今之广阳坝，顺次为明月峡、广德屿，但巴之三峡的区段至今没有确认，争论的焦点是广德屿所指为何，史书众说纷纭，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定论。笔者偶查洛碛镇志，发现有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原在涪陵的枳县迁治于乐碛（今洛碛镇）的记载，而东晋永和三年，正值桓温伐蜀，常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但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该书撰成约在永和十一年左右，至少可以判断，《华阳国志》成书于永和三年之后，据此可以推断，书中"郡东枳"中的“枳”应为今之洛碛。因此，巴之三峡的区段应为江北嘴至洛碛的长江沿线，以今之地理位置看，其间有铜锣峡、明月峡、木洞桃花島外江三处狭窄河道，应是常璩所称的东突峡、明月峡、广德屿，显然，这个神秘的广德屿就是木洞桃花島。这三个峡、屿皆与江北区沿江关联，应是大有文章可做。据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江北区的沿江古迹遗址可划分为五个板块区域：1、溉澜溪文峰塔—寸滩洪水石刻；2、铜锣古峡—铁山坪僧官寺；3、锣旗寺—蛮子洞遗址；4、野螺子—南沱子沿江古栈道；5、鱼嘴状元墓—耗儿石枯水石刻。让我们沿着古人的足迹，顺江而下去寻觅消隐在巴峡中的历史年轮。第一板块区域：溉澜溪文峰塔—寸滩洪水石刻。虽然在以前区志中已对其有记载，但这两处的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不够的，笔者曾亲到两处游历，在文峰塔前看到的是断壁残垣、荒草漫道，昔时的文峰塔影已在岁月的流失中渐渐地被人们淡忘。尤其是寸滩几处闻名的同治九年洪水石刻，笔者在当地问询了一天，也难觅踪影，在寸滩街上和田间小道上，我结识了两位80高龄的老人，给我介绍了寸滩的几处同治9年洪水石刻的情况，沿着他们指引的路径，踏着乡间的青石板路，我找到了石盘河上大板桥高处的庙宇阶梯处，据说在第四步梯坎边打有同治9年洪水止的标志线，可惜看到的是最近新建的一壁堡坎，原物已不存；寻乌木滩石刻，路人皆曰该石刻因前几年修涵洞已毁；再寻涂家院子石壁处的石刻，只见原处近几年已修建了房屋，不得一见。最后只得随同徐国章老人寻觅了他给我指证的石盘河村一社万家坡处同治九年的淹没水尾，可惜什么标志物也没有找见。归来感叹：惜哉—珍贵的川江石刻文化。第二板块区域：铜锣古峡—铁山坪僧官寺。这是以前区志内容中残缺的（铜锣峡区段是1995年随望江厂新划入江北区的）。笔者近两年有兴趣对铜锣古峡作了考查，发现铜锣峡在史籍中多有记载，古籍中讲巴渝地理多谈及此峡，但各时期的名字不同： 晋·常璩《华阳国志》中称东突峡，其卷一·巴志中称：“巴子时虽都江州，……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其中，东突峡即今之铜锣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称黄葛峡，在卷三十三(江水)文中称:“出巴郡江州县……江水又东, 右径黄葛峡, 山高险, 全无人居……”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称石洞峡，在第一百三十六卷·巴县一节中曰：“本汉江州县地属巴郡……州东北二十里有石洞峡，即刘备置关之所，东西约长二（五）里。”明·曹学全《名胜记》中称铜锣峡，该云：“铜锣峡以水声响似之……有圆石高悬，是谓铜锣峡得名，一形一声，有二说矣。”峡中古迹遗址主要有五处：1、铜锣峡锁江遗址即乾隆旧志所称石壁上的“拦江铁锁旧眼”，有两个山洞，在上峡口南北两岸石壁上互为对应，有人考证为重庆抗蒙战争遗址。该遗址位于悬崖半壁之上，难于攀登，至今杳无人迹，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此处史载的战事有四则：①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蒙古达罕率兵大举攻川东，欲渡长江, 播州(今贵州遵义) 安撫史杨价受命屯兵长江南岸，派其裨将赵暹率万兵迎战蒙古军于石洞峡（今铜锣峡），蒙古军败退。②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明玉珍奉命西征，遂泝江而上，首定夔、万，四月，兵抵重庆铜锣峡，行省右丞相完者都连夜逃果州（南充），参政哈林都出战被擒，明玉珍占领重庆。③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派部将廖永忠率水师伐蜀，“永忠帅舟师直捣重庆，次铜锣峡，蜀主明昇请降。”④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号称60万兵马，溯长江而上，第五次入川，于六月抵重庆东大门铜锣峡，不能突破，后绕道攻占江津，顺流而下才攻破重庆。2、“大江东去”石刻在铜锣峡北岸锁江遗址山洞的正上方悬崖上，有民国二年秋镌刻的“大江东去”四个一米见方的大字，笔力雄劲，临江展示。据考，辛亥革命前夕，汉口《大江报》曾因发表了两篇针砭时弊的政论性文章被满清当局查封，于佑任当即对此发表了“大江东去，浪淘尽真英雄乎！”的报评，并题写“大江东去”书法条幅流传于市，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大江东去”一语即成为鼓舞国民党人革命的豪言壮语。民国二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二次革命，12日，江西李烈钧首倡讨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8日4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讨袁独立。12日，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慧、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四都督遵令拨兵援川，镇压熊克武部，熊失败逃走，化名陈颐丰逃到日本东京。9月1日，南京陷落，讨袁宣告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民国二年秋，正是孙中山发动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之际，此时镌刻“大江东去”四字，似有借此鼓舞士气之意。此石刻应为重庆讨袁二次革命遗迹，但何人所题，因该石刻落款处字迹被青苔覆盖，不得而知，待考。3、莲花背紫竹林观音庙在铜锣峡上口江之北岸边有礁石名莲花背，古时木船过往，稍有不慎即触礁沉没，多发海事，故昔时民间在此塑有“看水观音”石刻像一座，土地石刻像二座，常年有人在此烧香拜佛，乞求神灵保佑，香火不断，延续至今，现己纳入佛教管理，建有庙堂，每逢节假日，人们求签许愿，络绎不绝。4、水榷石刻与养清院残碑史载，清嘉庆、道光年间，重庆官府曾在铜锣峡设卡收税，遣派武弁镇守，官舟巡逻，镌“水榷”二字于江中巨石之上，对入峡船只收税。“水榷”二字，《说文》解曰：“榷，水榷，横木所以渡也。”师古注曰：“榷谓专其利使入官也。”由此可见，“水榷”二字确与水路收税有关，翻译成白话即是指水卡税关。但铜锣峡“水榷”二字刻于峡中何处，以前无据可考，2005年底，在铜锣峡下口北岸的铜锣村职工宿舍区，发现一块清·同治期间署名“养清院”的已被一破两开的残碑，据残碑推断，全碑碑面大约高1米，宽1.2米，并配有碑座，上有重庆知府衙门铭文，言明对过往船舶收取厘金，并呈滩规千条，称有纤夫若干，专供过往船舶雇用，可见是一个厘金收费站。厘金，也称“厘捐”或“厘金税”，创行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规定实行“值百抽一”的税率，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但在后来实行中，关卡常常随意增大税率，百姓怨声载道。同治四年，厘金税权下放各级地方官府，此碑应为其时所立，取宣喻告示之意。 按置关设卡沿习山川地形旧例的习惯，以前“水榷”二字也应刻于此碑的河岸附近。5、军工抗战洞遗址在铜锣峡下口北岸的石壁上，有一排1938年至1941年开凿的山洞，共22个洞口，建筑面积数千平方米，是中华民国政府兵工署第五十工厂建设的抗战车间，抗战期间，该厂在山洞内生产了大量兵器装备部队，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抗战遗址。另外，铜锣峡山顶的僧官寺一期寺庙已建成开光、接纳香客，此寺声称始于唐朝，但缺乏史料、文物支撑，须再考。第三板块区域：锣旗寺—蛮子洞遗址。锣旗寺原名落旗寺，据《巴县志》记载：江北厅东北四十里，铜锣峡外北岸上，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有湖广僧性善，上朝峨嵋，船过此地，香旗飘至北岸山麓坝上，性善恍然悟曰：“此必卓锡仙境也。”(注：称僧人在某地居留为“卓锡”)泊船上岸，见其碎瓦颓垣，系归来丛林基址，遂约南岸张御史倡首，向重庆太守陈遇宾、邑令戴君武、大学士王应熊及乡邻人等募资建置此寺，取名落旗寺。1982年，望江厂因修建职工住宅（锣旗寺四合院）将该寺拆除，其寺碑凿断为基石深埋于下，已无余迹。江北区沿江地带也是古代巴人沿江迁涉的主要活动地带之一，有人考证，巴人在上溯铜锣峡前，曾在广阳坝至木洞中坝这个区间，居留过一段时期，在锣旗寺自立村后山上，有一个数十米长的石脊，凌空屹立，俯视大江，石脊上有七个当地人称为的蛮子洞，其中东面有4个，西面有3个（其中一个未凿成），各洞2.3米至3.3米见方，拱顶，高1.6米，两旁设石床，这些洞均为人工凿成，形状规格一致，内壁表面均为点凿，尤显精工细作，洞内有灶、台，四壁有柴烟熏过痕迹，似穴居洞，符合早期巴人“凿洞而居”的习俗。访问当地老者，无人知其来历，只道历史久远，素以蛮子洞相传。查史籍，疑为巴人古滩城遗址，《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古滩城：《舆地纪胜》（宋人王象之作）载，在巴县东七十九里岷江岸，周一百步，阔五尺，相传巴子於此置津立城。”此古滩城在《大明一统志》、李膺《益州记》、《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史籍中均有记载。若以“周一百步、阔五尺”衡量，该蛮子洞处的石脊最是相似；况且锣旗寺置津设立渡口也是古来有之，这里巴人舟楫可以避开凶险的铜锣峡激流，横渡至大兴场，人、货转陆路直线到重庆城；而7个洞子的群居规模在古之巴子时也堪称小城，这些都符合，只是“巴县东七十九里”一句有疑义。不过，据我所知，地处“巴县东七十余里”的应是鱼嘴镇地界，而该地沿江上下有遗迹支撑的巴人古滩城还没有发现，是否古时因锣旗寺地区曾长期隶属于鱼嘴，蛮荒之地，无名可记，故古籍以镇治地记录入籍，待考。若此论成立，则巴子古滩城设置的渡口就在锣旗寺沿江一带。第四板块区域：野螺子—南沱子沿江古栈道。魚嘴至郭家沱沿江地带，是巴峡中行船水情最坏、纤道最险的一段，从魚嘴上溯数起，有门堆子、南沱子、大坝子、屋基子、野螺子、猪牙子等九个急流险滩，船夫谓之“九子不进峡（铜锣峡）”，其中尤以野螺子和南沱子为最甚，被船夫喻为行船拉纤的鬼门关，沿江凿有栈道，十分险峻壮观。野螺子沿江栈道位于锣旗寺下游二里之地，下起庙角，经野螺子，上终野猪岩，全长约300米。巴县志载：“野猪岩（实为野螺子），滩岩峭立仅一线，缩首蹲身下视，则万顷湍流，人行岸上，只空船渡。”古时拉纤挑担, 皆必经此道，是鱼嘴至郭家沱的主要水陆通道，可见古时行船、商旅之艰难。悬崖间的古栈道全系历朝历代人工开凿，历经风风雨雨，始建何时已无考，但明、清尚留有修建记载，明人陈长计曾在该处留有《重修野猪岩路记》龛碑一方，并《过野猪岩》诗刻一首，曰：“栈道凌空去，低头见水船，山青云出岫，天地两森然。” 南沱子沿江栈道位于鱼嘴上游二里之地，修建于清·道光十六年，全长二百米，皆为在沿江石壁上凿成的栈道，由乡贤胡月永等人倡首募捐，并依岩镌《修路碑记》于道旁，碑文曰：“鱼嘴至渝城水路六十里，然当水涨，石板滩与野猪岩波浪汹涌，往往为行船者患，则故不如山路之无忧，且较水路为甚便。但由山路达罗旗寺，又颇崎岖险阻，至于水莽（南沱子别名），此节为尤甚。爰是募化远近乐善诸君子，捐资成其此美。前之崎岖者，今则为坦途矣；前之险阻者，今则为康庄矣。不特商旅士庶，得以歌如砥；担挑负荷，车舆往来者，亦不至行步维艰也，则此路之修，其利溥哉。是序。”序后，列捐资人姓名及银两数。碑末刻：“大清道光十六年戊戌孟冬吉旦刊”。石碑上镌刻有对联：“自我同人喜新王者路，在他君子安履状元乡。”横批：“善由人作”。由文可知古时栈道的成因及昔日“担挑负荷，车舆往来” 的兴旺。可惜的是，这些碑刻诗牌已在文革中毁灭，我这里转引的是彭君洋先生1963年过此时的记载。在郭家沱至鱼嘴沿线的石壁、河滩上，随处可见纤夫足迹和纤痕斑斑，野猪岩下有几块巨大的盘石，横卧江岸，其上布满累累纤痕，人称纤夫石，在它身上仿佛记载了川江数千年往事，写尽了纤夫祖祖辈辈的川江情缘，身临其境，耳边恍若传来悠深昂长的川江号子，令人钩起对往事不尽的追思。在野螺子处的半岩上，建有“水佛三观”菩萨像，为人消灾避难，香火经年不断，现由于公路交通的改善，这些沿江古栈道已是路断桥横，废弃日久，只有那些虔诚的香客，年复一年的供奉着半岩上的观音菩萨，铭记曾经的恩德，祷告明天的幸福。第五板块区域：鱼嘴状元墓—耗儿石枯水石刻。巴县志载，在鱼嘴石岩（龙通岩）上，有宋徽宗宣和六年“进士第一”（状元）冯时行的墓葬。冯时行，字当可，号缙云，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生于恭州巴县乐碛(今洛碛镇)，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中进士第一(状元)。初为云安(今四川省云阳县)尉，建炎元年至三年（1127-1129年）调任奉节尉，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调任江原丞，旋擢左奉礼郎，绍兴五至六年知丹梭县，绍兴七年奉召入京任左朝奉议郎（皇帝身边咨询官）。时金兵已占汴梁（北宋都城今开封）十载，时行力主抗金，于绍兴八年晋见高宗，呈上《请分兵以镇荆襄疏》，奏金人议和不足信，请选大臣重兵镇荆，使岳飞得以专力致于江汉间，高宗不听，反加以贬谪，于绍兴九年，将时行降知万州（今万县）。绍兴十一年，被提刑何麒弹劾，罢官削职，除名《大宋状元录》，辗转流离万州、开江间近2年。绍兴十四年底由万州回到家乡乐碛，心情所致，将原籍“乐碛”改为“落碛”（后被人将落字草头去掉改为洛碛）。稍后，到缙云山置田地，建房办学，“坐废”十七年之久。绍兴二十八年，时行被起用知蓬州（今蓬安），后被罢职。绍兴二十九年，王刚中荐知黎州（今汉源），政绩卓著。绍兴三十一年，高宗再召时行入朝，年过花甲的时行，行至建康（今南京）患重病，不能赴临安（今杭州），改任彭州（今彭县）擢右朝清大夫，提点成都路刑狱，“经划边事，井井有条”。绍兴三十二年，时行知雅州(今雅安)，深得民心。孝宗隆兴元年，时行在雅州病故于寓所，终年63年，死后被追为“古城侯”，初葬雅州古城，后移葬巴县鱼嘴沱（今江北区鱼嘴镇），冯时行一生饱经坎坷，百折不挠，作官清正廉明，并著有《缙云文集》43卷及大量诗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据传，该墓毁于明末，现已多人不知。在蒋祠沱，有著名的川江七大枯水石刻之一“江北耗儿石后蜀明德三年题刻”，该题记刻于蒋祠沱西岸河中一块形似巨鼠的水下磐石上，人称耗儿石，水枯方显。1987年3月20日，该题刻露出水面，首次被人发现，刻石高出水面25厘米。1999年3月11日下午2点，寸滩水位158．32米，耗儿石后蜀题刻出水，清晰的文字呈现眼前：“大蜀明德三年岁次丙申二月上旬，此年丰稔倍常，四界安怡，略记之。水去此一丈。”共32字，仅“之”字损。明德三年，即后蜀孟昶明德三年（公元936年）。此题刻比涪陵白鹤梁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有纪年的水文题刻--北宋开宝四年题刻(971年)还早35年，可以说耗儿石后蜀明德三年题刻是目前所见长江上游最早的枯水题刻，具有极高的水文价值。据“长委”长江上游水文水资源勘查局专家3月16日的测量，“大蜀题刻”文字的下沿为海拔152．692米，“水去此一丈”处的海拔高程约为152．442米，即明德三年农历二月上旬的枯水位比题刻文字的下沿还低25厘米。这个水位虽很枯下，但还不是目前已知的历史最枯水位，然而，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063年前的枯水记录，是十分珍贵的。三峡大坝建成蓄水后，“大蜀题刻”将永远沉于水下，但留给我们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眷念。1998年3月，重庆博物舘工作者在寻找“大蜀题刻”时，在耗儿石临近的崖壁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可以确认为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摩崖石刻，该石刻的文字大部分已风化，断断续续可以读懂文意：“《易》曰：河出图，洛出书。□□以为祥瑞之证。故古□□志于河□，时或一出，以□丰年之瑞也。而□□相传，亦以谓古书出则□丰□此书世□不□□□是□之出与古书□□□德□三年同此□□□□□□阳□风雨□□□□□□清民康物□□□□□□□言果□□福圣宋绍兴十□年岁次乙□二月中□□□□以□□记□朱□□□。”绍兴十几年中只有“乙丑”，可以确定为十五年。传说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中出现，背负“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中出现，背负“洛书”，汉代人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受命的祥瑞。耗儿石的宋代摩崖文字告诉我们，古人把河图、洛书刻于河底，当它出现的时候就是祥瑞吉兆，而“大蜀题刻”的出水也是祥瑞吉兆，出露该年将“丰稔倍常”，这种“丰年意识”与重庆朝天门沙嘴下“灵石”(又名“丰年碑”)、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等枯水题刻的民俗文化内涵是一致的。在蒋祠沱东面红庙角石崖上，本人还找到一处道光乙未（公元1836年）春题刻的“孝人亭”三个一米见方的大字，旁边有观音洞，顶高2米，宽约2.5米，进深2米，供奉有观音菩萨和土地菩萨各一个，原物已毁，现在的佛身是近几年才新做的。以上是本人近两年收集的江北区沿江古迹资料，有的摘考他人资料，有的则是亲历亲为，探遗址、查史籍，每次做有详细笔记或游记，并摄有专图，这里因篇幅所限，只是内容简介。本人是业余水平，退休后才突然喜欢文史，所谓考查只是休闲性的游历，不深不透，受条件所限，肯定还有一些本人所不知的古迹遗事，如鱼嘴普济寺、卧龙寨、明月峡以下的古迹资料以及上文中待考的部份，希望能够得到领导和专家的指教和同好们的补充引证，共同发掘江北区沿江古迹文化，为江北区的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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