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

酒经考验

四天后，战争便给了林彪一个扬威服众的机会。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从衡南方向突袭耒阳。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所率的三个连。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全军都把目光投向刚刚度过二十岁生日的小将林彪身上。
　　林彪的确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不是沉重，而是兴奋。长期以来，他都是跟随别人冲锋陷阵，从未单独发号施令，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他一心要打个漂亮仗。这种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的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林彪手下三个连合计只有二百七十余人。营部讨论战法时，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独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耒阳县委一声令下，李天佑带领八千余农军与二营一起来到敖山庙。
　　林彪视察地形后，更加胸有成竹。他将指挥所设在敖山庙内，命令三个连分作两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桥头，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阳农军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油茶山上。
　　16日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陈壁虎一个团逶迤而来，陆续进入伏击圈。陈壁虎见一路上风平浪静，远望敖山圩除了三五个农夫犁田点种外，没有任何异常，遂下令部队休息待命，自己带着几个卫兵向敖山庙走来。林彪见时机已到，朝天一枪，两路设伏部队从桥头和山圩包抄过来，子弹像喷射的火龙朝敌群倾泻，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敌人。陈壁虎慌忙命令部队向两旁山上撤退，抢占制高点。没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帅旗一挥，几百门松树炮迎面将敌人轰得人仰马翻，八千余名农军刀枪并举，从丛林中杀出。陈团调头向山下跑，又与林彪率领的起义军迎面相撞，双方杀作一团。只用一个多小时，陈团一千余人悉数被歼。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春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龙江书院。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书院时，朱德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酒经考验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当毛泽东、朱德的两双大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4日，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远近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砻溪河两岸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演讲。陈毅宣布两支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此时的林彪，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中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王尔琢当场牺牲。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酒经考验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酒经考验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哩水三千

沙发``

干脆面

都二十几楼了，还在梦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