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攀高峰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7 17:11:00

作者：李致新、王勇峰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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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被称做是“登山双子星”，相伴相随十几年，走遍七大洲最高峰。他们那么相同，有着共同的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他们又那么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 
　　对于李致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小兔子跳舞的故事。1998年7 月，梅里雪山遇难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中国登山队搜索，我随队采访。那是一次伤心的旅程。山的美丽和残酷让人心凉，下山的整个过程中心里都是痛苦着的。就在远远的还能望见梅里的山路上，李致新问我：“见过小兔子跳舞吗？”面对他突兀的发问，我很茫然。他说他见过。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清晨去打草，在微微的晨曦中，在带着露珠的草丛后面，小兔子在跳舞。他说这话的时候，车正拐过一个弯路，梅里闪了出来。因为这只跳舞的兔子，梅里看起来竟也亲切而温暖了。 而对于王勇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口哨。攀岩的时候，修路的时候，会传来他的口哨，没有什么旋律，随心所欲的响着，从中能感受他的快乐和怡然。 山里山外的王勇峰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中，他是懵懂的，丢三落四，一进山就那么的不同，站在他旁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头脑的清晰。他也爱讲些山的故事，但大多是那些大悲大喜的，在他的山里没有什么花呀草呀的，也很少诗情画意。 
　　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同样的爱山，却用着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会了解山的两面：浪漫与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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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7 17:18:00

第一章　登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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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年我13岁，上四年级。当时我们学校只有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我那时候是校长很喜欢的一个学生，每天有一个任务是去供销社取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我也能脱口而出。那篇文章很大的篇幅是讲当时登山队的政委吴宗岳，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冒着各种危险拍纪录片，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失踪了。 
　　那时留下的印象是登山运动特别神圣，登山运动员真的像青松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常青，但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学习黄继光、董存瑞、王进喜这些英雄的时代。英雄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 
　　很想和人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是人生一段难忘的时光。 
　　小时候我的家乡没有山，只有丘陵，比较危险的陡崖也就几十米高。有一次春游的时候我爬上去，老师急得直批评我。她肯定没有想到，她的学生后来爬到了一个比一个高的山上。 
　　小时候，我家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家长让我看菜地，我天天坐在墙头上看学生上课，自己也想上。可我妈妈不让我上，我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家就哭。妈妈拿我没办法，让我插班上了学。 
　　我们那里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是水泥做的，因为是插班，我和另外两名同学用一套桌椅。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老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我就会背了。校长让我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他失踪后，国家曾派人去找。当时我理解的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因为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我报考了武汉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小时候我家有个邻居，是个采购员，总是五湖四海地溜达，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人就是他，一度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个采购员。 
　　念中学时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在中学，化学是我最得意的一门功课，我的梦想是当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到城市，很多功课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有学过。在农村只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学校里学的是英语，我只能跟着广播学日语。早上上学要坐1 个多小时的车，我就在出门前把日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我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年。最终进了武汉地质大学。 
　　上了大学，我发现了自己的跑步才能。以前喜欢踢足球，不知道自己还挺能跑。有一次体育课上测试1500米，我跑了个第二，第一名是体育特招生。我一下发现了跑步的乐趣。武汉地质大学是个环境优美的学校，有山有水，于是，每天早上，我都要绕着学校跑几圈。 
　　因为跑步，我认识了王勇峰。 
　　大二那年学校开运动会，王勇峰跑1500米，我也跑1500米，当时他是校队的长跑队员。跑到最后一圈时，我差点儿超了他，他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一。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一看人缘还不错。下了场，他过来和我打招呼，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跟我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我听了挺高兴，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想了起来。但当时登山队不要我们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矿产系和物探系的。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我去找纪老师。我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我们学校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趾也在登山中冻掉了。 
　　他问我：“为什么要登山？” 
　　我一下子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山。”我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选队员，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的。“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我那时的日语水平只够问个好。“第三，我是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抗冻，我那些南方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棉套上。 
　　老师一听，就同意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理是想去高原看看，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当时我也有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没关系。有一点没有想到的是：纪老师的问题我居然用了15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越多，而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着意志，时时刻刻地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我想，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我还从没和他说过话呢。他说，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我可能永远和登山无缘了。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7 17:21:00

第二章　第一次进山，我发现，我和山挺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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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 没练几天就开拔到位于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阿尼玛卿主峰6282米，二峰6268米，我们当时的计划是登二峰。到了一看，老师认为难度太大，决定登三峰：海拔6090米。 真正到自然之中，这是第一次。一切都那么吸引人，尽管自然也有可怕的地方。传说当地有野人，有熊，甚至有人被熊追死的传说。但这都无法削弱自然的魅力和诱惑。 
　　刚到大本营的时候高山反应很强烈，头疼，睡不着觉。而我当时正是争强好胜的年纪，咬着牙挺着。我们当时有一匹马，累了可以骑马，可马也驮了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舍得骑。走到海拔4600米一4700米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趴在马背上喘，我喘马也喘。越走高原反应越强。 
　　有生以来第一次走那么多的路，走到天蒙蒙黑了，才到4700米的营地。 
　　到了营地还不能休息，要搭帐篷、烧水、做饭，有的同学受不了了，一头钻进了帐篷。我放下东西开始帮老师干活。 
　　当时心里特别不平衡，进山之前，老师就说过要做这些事，可凭什么就有人不干活去休息呢，这个时候，谁不累呀？当然，生气是生气，手里并没有停，活儿总得有人干。 
　　到了以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登山家必备的素质。登山也需要这种精神，不管多苦，多累，咬着牙也要做这些事情，否则不要说登顶了，就是第二天的行军也泡汤了，这是登山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有人说，登山是一种繁琐美，有一定道理，每天几乎是在背着“家”走，每天都要重复着一些生活。这种生活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而且是越疲劳的时候越要干。 
　　因为表现不错，老师选定我和另外两个人为登顶队员。 
　　王勇峰等3 个队员是支援队员。支援队员是登山中合作精神的最好体现。他们要帮助登顶队员建营地、修路、运输食品和装备，为登顶队员做好准备，往往是到最后，这些支援队员的体力已经达不到登顶的要求了，看着登顶队员冲上顶峰，而自己下撤。几乎每个登山队员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海拔5500米左右修建二号营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本来计划王勇峰他们把东西运到那里就撤下来，但老师一看那里的地形很危险，不敢让他们自己下撤。决定把他们留下，和我们一起登顶。这样，我们一个组的东西，两个组用。 
　　当时天气很热。一到营地，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喝水。于是帐篷没搭好，我就开始生火，我于这活儿很拿手。点着火，水正要开的时候，锅翻了，就听着锅“丁零当嘟”下了山。我们只带了一个锅，没了。最后是用罐头瓶子化雪喝，准备第二天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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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8 20:24:00

第三章　豁达、开朗、有韧性，是一个登山者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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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峰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练长跑。因为我爹说要锻炼我的意志。集宁冬天那个冷呀，别人都戴着棉帽子的时候，我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跑上四五千米。 
　　据说很小的时候我很聪明，但那时候不爱学习就爱玩。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在马路上撒钉子，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狐卿狐卿”倒；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庄稼；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总之，一个坏孩子能干的事都干了。 
　　后来上了初中，也不愿意上学。还是淘气，也不像人家似的顶天立地地淘气，蔫淘。学校差点儿给我处分。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老师才—一隐瞒了我的“事迹”。到了初二那年，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我居然选上了。经过老师一番辅导，我居然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我发现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居然榜上有名了，我拿了一个第二名。3 个“居然”把我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 
　　就在我想当一个好孩子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厉害的老师。让你学习你真得学，不听就打，那时候我没少挨打。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画辅助线用虚线，我老用实线，老师冲着我的后脖子就是一巴掌，把我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用虚线。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高中，凭着数学成绩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 
　　进了重点班，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我好，我们班一共50人，我排名40，能有感觉吗？我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就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20公里，下个星期天往西走20公里，感觉真好。回来跟大人讲我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我几乎都见过了。 
　　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我参加1500米的比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靴，就上场了。我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当回事儿了，非常认真，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集宁的冬天多冷呀，把我冻坏了。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任鼻涕横飞，拿了一个第一。那一次是真幸福，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学校一看我跑得不错，让我参加校队训练，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我就没戏了。 
　　就这样愉快地在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高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我在班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把我乐坏了。惟一的遗憾是，分数上了重点线了，只有放弃军官梦，进武汉地质学院了。我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差阳错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我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就是总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的感觉一辈子难忘。 
　　进了大学，我爱玩的特长得到了发挥。第一次参加运动会，就跑了一个5000米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门外转悠。后来，老师问我，想练练吗？我说想，他说，那先跟着练吧。 
　　我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我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我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出现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1993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收我进了校队，在长跑里，我找到了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进了大学，我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1 个月后，我当了班长，开始全心全意当这个班长。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我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我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aaa。 
　　那时候，李致新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经常说个山东快书什么的，记得常说的是《剃头》：“当的格当，当的格当，扣你二斗红高粱。”他那时候的愿望就是在运动会上“开”我，一到跑1500米的时候，他们班加油时喊的都是“开了他！开了他！”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成功。 
　　大三的时候，听说学校要组建登山队，我非常高兴。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但登山是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我开始四处运动，找系里，找体育教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后来学校就让我去参加测试了。高压舱、低压舱、戴沙袋，统统都过了。当时学校这方面活动不是特别多，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测试非常严格，眼睛必须1．5以上，要能背着20多公斤沙袋走半个多小时，如果当时李致新参加了测试，肯定进不了登山队，他那时候就戴眼镜，冲这一条就没戏。当时每道关都刷下来一大批人。 
　　后来就碰上了李致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登山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但进了山，你不会有一丝浪漫的感觉。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18世纪欧洲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 
　　在高山海拔3000米一4000米的雪线附近，即接近“高山植物禁区”的地带，往往生长着一种野花——“高山玫瑰”。摘采这种野花是很困难的。据说很久很久以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一直流行这样的风俗：当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时，为了表示他对爱情的忠诚，就必须战胜重重困难和危险，勇敢地登上高山，采来“高山玫瑰”，献给自己心爱的姑娘。直至今天，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长此以往，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活动，便发展成一种为广大群众爱好和踊跃参加的运动。将登山运动和这个动人的传说联系到一起，不管事实如何，或许人们是宁可信其有的。 
　　较可靠的说法是：18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以其复杂的山体结构、气象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注意。1760年，日内瓦一位名叫德索修尔的年轻科学家，在考察阿尔卑斯山区时，对勃朗峰的巨大冰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他自己的攀登却未能成功。于是，他在山脚下的沙莫尼村口贴了这样一张告示：“为了探明勃朗峰顶上的情况，谁要是能够登上它的顶峰，或找到登上顶峰的道路，将以重金奖赏。”布告贴出后，没有人响应，一直到26年后的1786年，才由沙莫尼村的医生帕卡尔邀约当地石匠巴尔玛，结伴于当年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一年后，德索修尔自己身带所需仪器，由巴尔玛为向导，率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登上了勃朗峰，验证了帕卡尔和巴尔玛的首攀事实。现代登山运动便由此诞生。英国大百科全书“登山”条目下，采用的便是这种说法。由于现代登山运动兴起于阿尔卑斯山区，在世界各国，登山运动便又被人们称之为“阿尔卑斯运动”。 
　　19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运动发展很快。1885年一1895年十年间，阿尔卑斯山脉20座4000米以上高峰相继被征服。在征服这些山峰的运动员中，成绩最突出的是英国人温帕，他和他的队友们，在首次登上古兰特·焦拉斯峰（4184米）、埃格优卫尔特峰（4122米）之后，又登上了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法登顶的4478米的玛达布隆峰——阿尔卑斯山脉最后一座4000米以上的高峰。 
　　在此之后，现代登山运动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由仅仅使用如四齿冰爪、麻绳、登山杖等简单装备技术水平低下，只能选择容易和安全的路线攀登的初期简单形式的登山，向拥有各种用途的岩石锥、冰镐、金属挂梯、三齿钉鞋、铁锁、绳结等复杂装备，已掌握了一定岩石和冰雪作业技术，开始朝难度较大的路线挑战的高难度技术型登山发展。 
　　二是把登山运动向世界范围推广。19世纪末，登山家们把注意力大部分放到了南美的安第斯山、北美的落基山、非洲的一些山脉以及中亚的高加索山脉。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的目光又更多地转移到了喜马拉雅山区。当然，这一时期登山活动的中心，仍然是阿尔卑斯山区。 
　　欧洲一些登山运动较发达国家的登山运动员，开始向当时被视为不可超越的“三大北壁”，即海拔4478米的玛达布隆峰的北壁、海拔4184米的古兰特·焦拉斯峰的北壁和海拔3970米的埃格尔峰的北壁挑战。 
　　193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朗茨·舒米特和托尼·舒米特兄弟二人，用两天的时间，首次从全长1100米、个别路段还有雪崩危险、公认为最难攀登的玛达布隆峰北壁路线登上了顶峰。首开征服“三大北壁”的先例。舒米特兄弟俩的事迹轰动了欧洲，一时他们成了登山界令人瞩目的英雄。 
　　1935年夏天，德国运动员马丁·麦雅和鲁道夫·贝达二人从古兰特·焦拉斯峰的北壁登上了齿状峰群中一座山峰的顶峰；3 年后，意大利运动员里卡尔特·卡辛等又沿着这条路线登上了齿状峰群中最高的山峰。这条全长1070米、有三分之一地段坡度近于垂直、个别地段还有小岩檐地形难点的古兰特·焦拉斯峰北壁路线，终于也被征服。 
　　1938年，由德国人安德卢鲁·海克麦耶和奥地利人海因利希·哈勒两人分别率领的两个登山小组，采取互相保护、交替上升的方法，经过4 天的努力，终于沿着埃格尔峰的北壁攀登而登顶。至此，阿尔卑斯山区攀登难度最大的“三大北壁”路线，全部被人类征服。 
　　世界登山运动进入“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登山运动才刚刚起步。 人类的登山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早期的登山活动，很大程度上为军事、宗教、经济目的所局限。由自觉的体育运动意识支配，作为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主要包括竞技登山和探险登山的现代登山运动，由诞生至今，不过才是近两个世纪的事情。 在无高可登，无险可攀的情况下，仅仅在阿尔卑斯山区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各国登山运动员的需要和适应登山运动迅速发展的趋势。于是，登山活动的中心，便自然而然地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转移到了拥有最多尚未攀登过的极高峰的亚洲的喜马拉雅山区。 
　　1950年6 月，法国登山队的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沿着西北山脊，成功地登上了世界第十座高峰，海拔8078米的安娜普鲁那峰。这是登山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次登上8000米以上的高峰。 
　　法国登山队的成就极大地震动了国际登山界，并鼓舞了各国登山运动员，各国登山队都加快了向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进军的步伐。1953年，德奥联队的奥地利人布里，登上了世界第九高峰，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同年，英国登山队的希拉里和丹增沿东南山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1954年，意大利队的拉卡捷里和康潘牛恩，登上了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同年，奥地利队的基西、依约黑里尔和尼泊尔人潘辛格、达哇喇嘛，又登上了世界第七高峰，海拔8153米的乔乌雅峰。1955年，英国登山队的崩德、哈尔基、布劳恩和斯特列切尔登上了海拔8585米的世界第三高峰金城章嘉峰；同年，法印联队的佛朗哥、切林库金、曼温、列鲁、库别、布也、威阿列技及尼泊尔人几阿尔村、尔布又登上世界第五高峰，海拔8470米的 
玛卡鲁峰。 当中国的现代登山运动刚刚踩到起跑线时，世界登山运动已进入登山史上“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9 16:41:00

第四章　在阿尼玛卿，我真正认识了王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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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 
　　我和王勇峰在训练中慢慢熟悉了，又经常在一起踢球。他是他们班的主力，我是我们班的主力。有一次，我们争球，他速度快，一绕，就把我超过去了，我也追不上他，就在后面使了一个小绊儿，他“吧卿”一声就趴在地上了。他也老实，趴在地上说：“致新，你跟我来这个？”想起来真好笑。勇峰一直是一个豁达不计较的人。 
　　但真正了解他，还是在阿尼玛卿。 
　　进山之前，我们在西宁既要训练也要采购进山食品。一天在街上逛的时候，正好看到卖羊羔皮的，白白的软软的，看着可好了。我就想，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可以买回去给他们做衣服，多暖和。王勇峰一听就帮我问价钱，“6O块钱一张。”“太贵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就随口说了一句，那人说：“没关系，买不买，先看看。”还把我们拉到他住的招待所去看货，我有些不想去，人生地不熟的，心里不塌实。可王勇峰说，去吧，看看怕什么。到那一看，人家一屋子的羊羔皮，让我们挑，可我们身上真的没带钱，再说，买也要下了山买，不可能买了背上山呀。我就说，等我下次来再买吧。那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想买吧？50块钱卖给你。后来一直降到30元。我说，那好吧，我回去拿钱。我当时心里真没底，我还是学生，从没碰上这种事，60块钱的东西一下降到30块，听着心里就打鼓。另外也要回去问问老师，老师一听，说绝对不许自己出去买。我一听，更不能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房间里聊天，王勇峰问我还去不去买羊羔皮了。我说不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谁知他“咣”地一声摔门出去了。看来是生气了，当时也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很快就忘了。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他对我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系的，就经常在一起聊天了。那天是在大本营，我们俩躺在一个斜坡上聊天。青海的山，有很好的草，躺在上面很舒服。在他眼里，我的家乡大连还挺神圣。全国多少火车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怎么棒，他都知道，甚至他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的事，我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你是不是生气了？”“是，我是生气了。”“那你摔门去哪了？”“买羊皮去了。”我一听立即感到他与众不同的朴实。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那种朴实真是稀有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总爱给朋友讲王勇峰买羊皮的事，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9 21:26:00

第五章　登山很好玩儿，不像想像的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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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 
　　登阿尼玛卿的时候登山装备很简陋，穿老式的靴子，也没有下降器，还要自己打抓结。老师学生也都没有经验。在离顶峰很近的时候，关于是否登顶，上下有了分歧，一是新手多又没见过这么大的山，二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最后决定由一位老师带着一个同学登顶，其他人不上了。离顶峰就差一个山包了，甚至能听到他们在山顶说话的声音。 
　　第一次登山就这么结束了。 
　　我的高度是6050米，顶峰是6090米。这第一次让我感觉很好，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登更高的山峰。出发前还觉得是去登那么大的一座山，可回来一想，才6000多米，离8848米还差2000多米呢，什么时候才能登更高的山呢？ 
　　那时候每天在山里吃萝卜炖午餐肉，到现在也不能闻午餐肉的味道，也不能提罐头，彻底吃伤了。但在当时，那可是最香的东西。下山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剩下的食品带走，我就挑了两个罐头回家。回家后，我姐夫握着两个罐头说，这是致新用命换回来的。我一直不敢跟他们说山里的事情，看起来，他们也都知道。在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梦里哭醒了，我梦见因为登山我爸我妈不要我了。慢慢长大以后，我发现，登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1988年，登完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在回来的飞机上，正记着日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妈妈。我妈妈有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惊吓和刺激，可他的儿子却让她始终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想着想着，泪水就淌了下来，那是十几年来最伤心的一次。在后来，母亲去世以后，这种歉疚的心情一天强似一天。 
　　在青海登山，最大的好处是总能看到草，看到绿色。当地老乡教我们怎样辨认虫草。更好玩儿的事是抓鸟。一到晚上天快黑的时候，鸟儿就成群地钻到一个洞里，我一口气能抓十几只，关到装罐头的箱子里想把它们养大，可也不知道它们是吃虫还是吃米，喂了好多米之后它们便都死了。 
　　那时候也感到枯燥、孤独，但有一种体会：熬。熬到出山之日，熬到下了山能吃蔬菜，能吃好东西的时候，那种期待的心清是挺好的。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和山结一辈子的缘，但当时想，第二次我还要来。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9 21:35:00

第六章　第一次遭遇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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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 
　　很快，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我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同学劝我，看过了，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可我还是来了。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魅力在哪里，所以，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说：“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这一次，条件相对好一些了，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 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烧水、做饭、运输，在我都习惯了。这一次王勇峰表现得也很出色，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当然，体力消耗非常大。他和我都被选上了登顶队员。 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曾曙生、陈建军，尤其是老曾，不仅登山技术好，还会摄影、摄像，还做过《第三女神》的编导，非常全面，再加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他那么大年纪了，既要给我们拍照，还要在前面开路。什么叫开路先锋呀，登山中最能体现了，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危险性也更大。最危险的时候，老曾总在最前面。我那时候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所以，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当时是被老曾骗进登山队的。的确，当时，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那种气质影响着我们一生。 
　　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米的地方，但由于新队员多，为了突击方便，就建在了5800米。我们正在5800米的地方休息，刚下完大雪，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修了很久的路。 
　　路线越来越难，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我、小熊、老包还有王勇峰。突然，只听见“咔嚓’一声，还什么都没看见呢，就听老曾大喊：“雪崩，保护住！”这时候，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接着，第二浪又到了，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不得了，我们一直跑，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雪停在了身后。这时候如果雪再来，我们也无处可逃了。回头一看，老曾他们不见了。 
　　我们喊着：“曾老师！曾老师！”往回跑。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拱了出来。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时间就是生命，那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 突然，一个念头问了出来，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进山前，老教练讲过，发生雪崩时，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我顺着绳子用力拉，喊：快拽，抬不动了，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背包，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把陈建军翻了过来。他当时头朝下。他嘴里喊着：“完了完了，肯定冻伤了。”他脸已经冻紫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己怀里揣。之后又顺着绳子往前拽。拽了两下，绳子拽不动了。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原来老曾听见声音了，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雪崩的时候，他把手挡在了脸前，这样有了一个空间。当时雪崩来的时候，他回头看陈建军，雪盖下来，又有向下推的力，绳子缠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身体不能动了，但手能动，就把帽子扔了出来。一看到帽子飘了出来，我们冲过去继续扒，扒出来一点儿后，刚要拽，他说：“先别拽！”他当时非常冷静，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一听他这么说，就拿出来“哧，哧，哧’地割。 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他身体还在雪里，问：“其他人怎么样？”我们说就差你了。他又问：“日本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人，扒出老曾，抬头一看，日本人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1989年在南迹巴瓦，日本队员大西宏在雪里埋了8分钟就死了。 
　　老曾出来喘了口气，喊：“冲，救日本人！”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连滚带爬往日本人那里跑，雪太深了。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手套都没有了。日本人被扒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袋里恢复体温。之后，下降高度，转移到安全地带。 
　　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米的地方时，我开始流鼻涕，出现感冒症状，扒雪的时候，手套掉了，自己也没注意到，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在山里，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因此，进山的时候，大家一般不洗澡，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感冒会带来肺气肿、脑水肿，很快死亡。在登山事故中，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见。 
　　我当时很矛盾，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另外，自己状态一直不错，这么放弃太可惜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老曾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可以下撤了，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不能上山了。登山有个规矩，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留在营地，必须有人陪着，让一个人留下，是登山的大忌。 
　　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想上，又怕得脑水肿；撤，又不甘心。我保护那个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心里太难受了，毕竟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产水果刀，到今天还收藏着。 
　　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快接近顶峰的时候，又听见“咋嚓’一声，脚下一动，附近又发生雪崩。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不是登顶，全队就撤到了5700米。日本人没有下来，坚持登了顶。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小熊坚持要登顶。你想，修路日本人不行，运输日本人也不行，到登顶的时候我们不行了，这口气哪咽得下去？结果，老曾、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登山往往就是这样，需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 
　　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同时，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老曾带着我取冰样，教我拍片子、摄像。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那种感受终身难忘。 
　　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很艰苦。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他当时已经46岁了，不仅修路，还要给我们拍片子，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那天一到营地，他就训陈建军：“为什么不下去接我？”最后那段路很危险，绕来绕去的，有很多冰裂缝。”他这一训，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登山中，帮助人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尽管有时这一伸手就是生命的付出。 
　　其实，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正忙着建营呢。一听老曾训陈建军，我们赶紧烧水做饭。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了这种感觉。正像老曾讲的，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越是难忘。这在后来，1988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一次要去北京庆功。北京，我去过，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这次，不仅去北京，还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大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也是在这一次，我还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高山适应很快，干起扎营、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山里，我还露了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没有出来。大家拿我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

干脆面 · 发表于 2006-9-19 22:06:00

第七章　登山中，什么比登顶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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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 
　　1984年，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我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觉悟到的纳木纳尼。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为什么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修养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了，谁领我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1984年底，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这时候，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我每天给他打饭，到我做论文时，他也是如此。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登山队的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纳木纳尼，王勇峰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二号营地待命。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 
　　登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我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命令我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我一下蒙了，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让我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捆好了，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路上，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他哭得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并让我们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援助他人。像我们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尼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都是对人的考验。这同样是登山精神。从我国80年代开放山峰开始，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精神的体现是不分国界的。 
　　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攀登，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辛勤的汗水和真诚，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1980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副队长宫下秀村、队员加藤保罗和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如果没有中方的协作，登顶是不可能的。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情景十分动人。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共抒友情，热烈拥抱，队员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抢救，并提供各种方便，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美国高山旅游公司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使他们深为感动。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个企业家，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解，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关系的事情。” 
 
　　1982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我国立即派一名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由5000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使日方深受感动。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篷致谢，他流着眼泪说：“我遇到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过去参加过童子军，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大地，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你们不记仇，对我们这样友好，回日本后，我一定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更是震动了整个日本朝野，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被当地的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米处发现。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在日本，松田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从松田“死”而复生这一奇迹中，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日本市川市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登山遇难是常事。但像中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人民。”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人们的表情、眼神，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干什么。”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至、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我外表上虽是日本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我将来一定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我回国后，要装上假肢，好好锻炼，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一同到中国来，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就此事，日本刺川市派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日本议会还就此事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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