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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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逝世16周年这一天，第巴桑结为他补行了葬礼，将他的遗体放进了灵塔，举行了为期10天的祈祷法会。结束的时候还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游行（藏语叫春曲色班）。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间都举办这么一次，这就是传小召。传大召则是宗喀巴创立的，他于公元1409年在拉萨组织了第一次祈祷大会，从正月十五日开始，连续21天。从那以后，也是每年按时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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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传过了大召才一个月，又要传十天的小召，对于不大的城市拉萨来说，简直像长途负重载。数万名主要来自拉萨三大寺的喇嘛，数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乞丐，日以继夜地聚集在大昭寺门前，游荡在每一条街巷。由于整个拉萨没有一个公共厕所，遍地的大小便使人十分难堪。打架、凶杀、偷盗、抢劫、奸淫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铁棒喇嘛们光着膀子指挥着寺院武装奋力镇压，但也只能起一点恐吓作用罢了。特别是对于某些常年被圈在深寺大院而又不愿遵守教规的喇嘛，无异于是一次解放，是一个狂欢节。他们敢于进行任何活动，他们的无礼和勇敢是惊人的，甚至使有钱有势的贵族妇女也不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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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饥寒交迫、身无分文的乞丐什么地方都敢去。他们最舍不得离开的地方是大昭寺讲经台右侧的一角，那里有一口大得惊人的铁锅，专为在传召期间向穷人施粥用。据说有一年有个人被挤得掉进了锅里，等被人打捞出来早已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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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秩序的喇嘛都健壮得惊人，他们站在高处，端着长长的木棒，哪里出现了拥挤的骚动，就把木棒打向哪里。有时则朝着一大堆攒动的头颅扫去，人们只能抱头，却无处逃窜。被错打了的人只是咧着嘴苦笑一下，对那些汗流满面的执法者表示充分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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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央嘉措在日光宝殿里待了四个月，主要的活动就是学经，主要的老师就是第巴。他本想借两次传召的机会，去看看人群，散散郁闷，可是没能如愿。因为他还年轻，坐床不久，也没有受过格隆戒〔1〕，所以三大寺的堪布都没有请他。看来有了地位不一定就有了资格，有了资格不一定就有了威望。好在他并不追求这些，不然，又会多一层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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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久久地站在南墙的落地窗前，望着下面缩小了若干倍的房屋和行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他的生活自然是豪华的，可以说是被包裹在金银珠宝和绫罗锦缎之中，然而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贫穷。他住得很高，像一只云中的雄鹰，可以俯视四方，可以扑下去抓获任何东西；然而他却什么也抓不到，一种无形的厚厚的冰云挡住了他下落的翅膀。他隐隐地觉得有些恐惧了。在广阔的藏蒙地区，作为达赖，虽说到处受到崇敬，甚至连大小便都被人们看做是求之不得的“灵药”，用高价买去治病，但他却感到周围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他需要的不是敬畏，而是知心。从前，他不缺知心，也不向往人们对他的敬畏；现在，人人都在敬畏他，却缺少了人间最温暖最宝贵的东西—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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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是社会动物，离不开广泛的交往和感情的交流。笼子里的鸟兽都怀着悲哀或者愤懑，何况是人呢？更何况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年呢？即使是被神化了的人，也很难长期忍受与世隔绝的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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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像五世达赖，阅历颇深，思想成熟，勤于著述，忙于政教。他能做些什么呢？谁又希望他或准许他做些什么呢？贵族们说农奴是些“会说话的牲口”，他不就是“会说话的佛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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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达赖喇嘛，本来一经坐床便意味着主持政教，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在政教方面学着做点事情，一来可以生活得有意义些，二来可以多和人们接触，排除心情的孤独。但是，第巴桑结甲措在他坐床后的头一个月内，就以师长的身份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的时间虽然很短，却无疑是要决定他一生的行动。对于这次重要谈话的内容，他既无反驳的愿望，更无怀疑的理由。他明白了，在政教两方面，他都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有所作为。他只有牢牢地记住这次谈话，并且表示愿意照此去做——在布达拉宫这只大船上，他只是一个高贵的乘客，而不是舵手。因为第巴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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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在生前和临终之时，曾多次严令于我，他说：‘桑结甲措是我最信任的，你必须居于摄政的王位，以执掌权柄；而且不能像以前的第巴那样只掌管政权，你还要掌管佛法和人间庶务。在这些方面，你无论做什么，都要和我在时做得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你不要有丝毫推托，你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指挥一切！’这些话，事关重大，我不能不尽早地向你转述。你是十分聪慧的，不需我再作解释。五世临终时还嘱咐我‘要妥善处理朝廷、蒙、藏之间的关系’。这些，你更是没有经验了。西藏的大山再多再重，我的双肩再窄再软，也要勇敢地继续担下去！你就放心好了。你还很年轻，希望你专心一意地钻研经典，努力修行。将来……将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