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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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之被诛，当时谓其逆迹昭著，而史官独以恃才凌物，为其致祸之由，诚有特见。灵运一文人耳，吟诗遭忌，锻炼深文，刑重罚轻，已为可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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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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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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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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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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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由于先前林邑借晋末乱局屡屡侵扰交州，刘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大军深入林邑国（今越南南部）境内，歼灭了林邑国的大半士兵，痛击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10]  。次年，林邑王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刘裕册封。后计划在422年出征北魏，彻底肃清北狄，结果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刘裕病卒，北伐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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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即位之初，朝政由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三人把持。文帝既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之事，又不忍甘当傀儡。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先后诛杀了徐羡之和傅亮，又亲自督檀道济、到彦之率军西进，将谢晦擒杀。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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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宋武帝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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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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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