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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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辨别何为泡沫，何为正常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在判断出现差错，出台了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哪个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危害大？对于这个问题速水优认为：“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在当时东京地价暴涨时，人们所举的一个在当时很难分辨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理由是：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的提升。必然的，中央银行总是面对着两个不同的风险，……一个是，在经济正要获得飞跃性的发展时，如果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就可能剥夺一个大好的成长机会；另一个是，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误以为是真实的，放任泡沫的扩大。中央银行在进行政策判断时，不能光注意哪个风险的概率高，还要关注在政策判断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哪个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高这一问题的评价。泡沫经济时期的经验显示了，对于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当成是真实的这一错误，从长远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银行的认识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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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水优看来，放任泡沫的扩大所造成的损失，远比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而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大。事实也确实如此。进入80年代后，支撑日本战后30多年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渐渐地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了，而这时出现的日元升值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点。日本当时应利用这一危机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却只顾眼前的经济繁荣，从而放任泡沫经济的形成与扩大。结果该改革的没改革，该调整的没调整，不仅白白浪费了4、5年的大好时光，而且给以后的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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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后成长率一蹶不振，21世纪初期有回温现象，但是失业率并没有显著下降，多数成长率还是来自大企业的资方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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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中午时分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十五年前，我有过一次在这里转机的经历。迄今记忆犹新的是机场的分类垃圾桶。那时我已在欧美工作多年，对垃圾分类做过采访。但日本机场垃圾桶的干净程度、分类之细、标识之清晰，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资料表明，从1970年代日本就开始实施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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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场去酒店，我们乘坐的大巴经过了市中心。没有堵车、行人不多、很少大型户外广告，也看不到塔吊。这个有着3800万人口的全球最大都市，至少从外表看，有些出乎预料。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两个和经济有关的词：“转型”与“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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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日本，老龄化就不再只是数据。酒店外指挥停车的是老人，风景区打扫卫生的是老人，开出租车的还是老人。连酒店的电梯中都摆着一个圆凳，据说是为了方便老人。

在日本停留期间，也像往常一样，总会从报纸上读到经济发展的负面消息。日本央行公布的今年一季度企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日企信心几乎降至三年来最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似乎都在谈论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长达20多年的停滞还会延续多少年，安倍的刺激政策能否扭转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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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我走进日本，短短几天，就感觉到了GDP之类数据无法显现的日本故事的另一面。有“日本通”之称的蒋丰先生告诉我们，有人对中国新建大楼与日本老建筑做比较，结果发现，中国有些窗户的外框表面会划破手，日本的内外框同样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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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据也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在日本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场景。每当遇到路口，就会看到所有车辆一个跟着一个整整齐齐地排队等候，有的时候会排成长达三四百米的车队，没有一辆汽车抢到前面去加塞，中间和右侧的车道畅通无阻。我去过很多欧美国家，从未见到过这样井井有序的场面。当秩序被一个民族视为集体行为的准则，这个民族就一定会生发出非同寻常的凝聚力。高速公路上的场景虽与经济无关，却是我们在分析日本经济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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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有位美国记者对各国都市街头行人步行的速度做过测量，结果发现日本人走得最快。由此推论出日本人工作节奏快，很勤奋，也很辛苦。但这只是一面，我在东京一个小区中看到的是宁静而舒适的生活。与几位大阪的同行交谈，了解到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年轻就业者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承负着沉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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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中国年轻记者说，他最羡慕的是日本年轻人择偶并不看重对方是否有房。在东京、大阪等都市，选择偏离市中心的地方，租一套五六十平米的房子，月租大约五六万日元(3000—3500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人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如果是买房，按揭最高可达35年，利率只有2%到3%，甚至更低。有了孩子，上学几乎不要钱。有了固定工作，就会有医保，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两个人的月收入如果合计能达30万日元以上，会感到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