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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黄河

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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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7 15:16:39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1937年以前,南开已经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张伯苓说过,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而张伯苓教育的真谛就是“公”“能”教育,所谓“公”就是为公不为私,所谓“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中,它接受国家补助的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排名第二。张伯苓对此贡献极大。
发表于 2016-9-7 15: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1930年12月,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会见蒋介石,这也是张、蒋的初次相识,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家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给予南开大学在财力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蒋介石就兑现了诺言,从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然而,随着1937年抗战的爆发,张伯苓苦心经营的南开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发表于 2016-9-7 15: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新法家是近代出现的一个学术派别,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1]  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新法家以法家基础,丢弃旧法家的历史局限思想,继承法家思想所倡导的,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用“法治”代替“人治”,勇于创新的优秀传统,提倡“与时俱进”,“公平、公正、公开”,强调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对法律进行自我修正的思想体系及其实践者。
发表于 2016-9-7 15:18:34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新法家作为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流派,其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下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陈启天、常燕生、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系列复兴法家思想的学说和主张,同时又注重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与转化,以服务于救国济世、挽救时局的历史任务。[
发表于 2016-9-7 15:19:08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两千年以降,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积累下来的研究文献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在当代公众的潜意识里,甚至在一些学人眼里,所谓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纸堆中的一个“学派”、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虽然讨论过“法”、“术”、“势”之类的基本概念,提出过“以法治国”之类的政治主张,但毕竟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陈旧话题,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尤其是与当下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只要穿越一层又一层的学术思想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河流中,总有那么一股若隐若显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着。这里所说的“若隐若显”,恰好可以描绘现代中国“新法家”的两种形态:“隐匿的新法家”与“显现的新法家”。
发表于 2016-9-7 15:20:01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其中,“隐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认同传统的法家学说、正面评价传统法家思想的人物构成。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钱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绝别人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一样。不过,“隐匿的新法家”尽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却并不妨碍后来者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们归诸“新法家”的行列。在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这些“隐匿的新法家”持续不断地踩着时代的鼓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诉求,也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现代中国的思想需要。
具体地说,“隐匿的新法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刘师培、梁启超、陈独秀、吴虞等等。他们的著作虽然主题不同,观点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法家学说的认同甚至推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称为“隐匿的新法家”。
发表于 2016-9-7 15:20:32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奄奄一息的满清殖民统治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清日甲午战争中清方的失败和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清国奴全盘西化的决心。西方政治经济理念几乎被生吞活剥的引入。这时的清国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法治,沦于满清的中国也有过主张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
“新法家”这个概念是由民国的陈启天和常燕生第一次提出的。
发表于 2016-9-7 15: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1935年,常燕生在《国论》杂志上发表了《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常燕生认为两千年来法家和法家人物被攻击、埋没是“一件大冤狱,是我们必须要平反的”,他在该文的结尾说:“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民胞保证。”
发表于 2016-9-7 15: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民国时期对法家思想复兴贡献最大的是陈启天,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他在《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说:“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
发表于 2016-9-7 15: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IP归属地: 中国重庆
陈启天还著有《商鞅评传》、《韩非子校释》、《张居正评传》、《中国法家概论》等著作。民国时期出版的关于法家的著作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今天新法家建设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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