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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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选自《严复集》，作于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此文针对韩愈《原道》一文而作。韩愈在《原道》中从级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论述了君统治民的合法性。严复则严厉批驳了韩愈的观点，猛烈抨击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指出“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封建君主的愚民政策正是造成国家贫弱局面、无力抵御外敌的原因。严复还提出学习西方富强的经验、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维新主张。尽管严复的政治观点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局限性，但他以被视为孔孟以后道统继承人的韩愈的文章作为批判对象，这本身就是对封建道统的大胆挑战，在当时具有批判现实的进步意义，也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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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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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其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稳定，社会繁荣，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大航海发达，中世纪宗教的控制减弱，不同思想、文化逐渐繁荣，自然科学空前发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思想学说开始风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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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Ethics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3]  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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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驾驶。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两年半中，“考课屡列优等”，成为该校的高材生。《天演论》是严复最著名的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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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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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轩轾xuan zhi本义：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鸦片战争前后)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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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 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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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1956年6月21日生于台湾桃园县，祖籍山东潍坊，中国台湾学者、经济学家。[1]  1974-1978年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1986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  2001年起开始重点研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郎咸平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2011年11月11日，郎咸平以48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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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清末1898年至1911年间的曾用名。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1]  ，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  。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1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成立，即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3]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4]  ，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