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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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架 六朝木构虽已无存，但自碑刻及敦煌壁画中，尚可窥其构架之大概。屋宇均以木为架，施立颊心柱以安直棂窗。窗上复加横枋，枋上施人字形斗拱。至于屋内梁架，则自日本奈良法隆寺回廊梁上之人字形叉手及汉朱鲔墓祠叉手推测，再证以神通寺塔内廊顶上施用三角形石板以承屋顶，则叉手结构之施用，殆亦为当时通常所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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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棊藻井 平棊藻井于汉代已有之，六朝实物见于云冈、天龙山石窟。云冈窟顶多刻作平棊，以支条分格，有作方格者，有作斗八者，但其分划，随室形状，颇不一律。平棊藻井装饰母题以莲花及飞仙为主，亦有用龙者，但不多见。天龙山石窟顶多作盝顶形，饰以浮雕飞仙，其中多数已流落国外，纽约温氏（Winthrop Collection）所藏数石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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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顶及瓦饰 现存北魏三塔，其屋盖结构均非正常瓦顶，不足为当时屋顶实例。神通寺塔顶作阶级形方锥体，当为此式塔上所通用。其顶上刹，于须弥座上四角立山花蕉叶，中立相轮，最上安宝珠。嵩岳寺塔及佛光寺塔刹，均于覆莲座或莲花形之宝瓶上安相轮，与神通寺塔刹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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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窟壁浮雕屋顶均为四注式，无歇山，硬山，悬山等。龙门古阳洞一小龛则作歇山顶。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角梁之表示。檐椽皆一层。瓦皆筒瓦板瓦。屋脊两端安鸱尾，脊中央及角脊，以凤凰为饰，凤凰与鸱尾之间，亦有间以三角形火焰者。浮雕佛塔之瓦，各层博脊均有合角鸱尾，塔顶刹则与神通寺塔极相似。更有单层小塔，顶圆，盖印度窣堵坡之样式也。

　　定兴北齐石柱屋顶亦四注式。瓦为筒板瓦。垂脊前端下段低落一级，以两筒瓦扣盖，此法亦见于汉明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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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 饰 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什九为外国传入之母题，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健陀罗输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不见于中国周汉各纹饰中。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导源于希腊Acanthus 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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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为佛教圣花，其源虽出于印度，但其莲瓣形之雕饰，则无疑采自希腊之“卵箭纹”（egg-and-dart）。因莲瓣之带有象征意义，遂普传至今。它如莲珠（beads），花绳（garlands），束苇（reeds），亦均为希腊母题。前述之爱奥尼克式卷耳柱头，亦来自希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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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相背兽头为斗拱，无疑为波斯柱头之应用。狮子之用，亦颇带波斯色彩。锯齿纹，殆亦来自波斯者。至于纯印度本土之影响，反不多见。

　　中国固有纹饰，见于云冈者不多，鸟兽母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饕餮等等，雷纹，夔纹，斜线纹，斜方格，水波纹，锯齿，半圆弧等亦见于各处。

　　响堂山北齐窟雕饰母题多不出上述各种，然其刀法则较准确，棱角较分明，作风迥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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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梁思成保护两座古城一事......个人认为是有些夸大了。奈良和京都有唐风遗韵确实不假，但是仅仅集中在非常有限的几个地点周围。尤其是奈良，基本上就是个城乡结合部......你以为唐长安城气势磅礴？错了！民宅的层数是严格受限制的，所以一眼望去基本看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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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正的古建筑，像法隆寺，唐招提寺什么的，都集中在奈良，京都的建筑鲜有超过一千年的。
那场应仁之乱差不多是把平安京的原长安布局彻底毁掉了吧，丰臣秀吉重建的京都完全和平安京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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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几乎绝大部分东方木构体系的建筑文化而言，“修旧如新”其实原本是建筑整修的第一原则。古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意识，除了个别的一些建筑可能由于独特的历史价值受到少数人的保护（比如我国很多古代石刻依存都是由地方士绅建造围墙房屋保护的，但这个数字很少）。苏东坡在《东坡志林》提到，他曾在见过某地汉代的讲堂，并认为这是海内遗留下来的最古建筑。推想起来可能是类似武梁祠的石造建筑。不论如何，苏东坡如在当地任职，肯定会设法保护这座建筑。但这是相对特殊的历史建筑而言。与此相对，对于实用建筑，不论是宅邸宫殿还是坛庙城垣，既然是生活中使用的一部分，要求其新而坚固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想见，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如维修一座木构建筑，那么必然是丢弃全部腐朽的木料，替换上新的木料，用时兴的架构取代原有的架构（屋架制度无论中日韩，历史上都是不断演变的），最后再粉刷一新（或者全部拆除重建）。这种做法的原因，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上将其归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土木结构保存不及石构；主观上东亚文化就有不求木构建筑长久的传统，基本是公允正确的。所以首先，说只有日本人追求“修旧如新”的效果是不准确的，更不能说替换部件或者改变内部结构的维修方式是日本做法，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前现代建筑维修的指导思想都是“修旧如新”。只不过由于日本潮湿的气候和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比如许多神社的造替制度），这一点显得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