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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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开元初，以藩邸为兴庆宫，其地实皇城东南，外郭一坊之地；并于附近坊里，赐第诸王。宫中西南部有勤政务本之楼，花萼相辉之楼，帝时时登临。其正殿曰兴庆殿，玄宗听政亦在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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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亦以洛阳为东京。太宗贞观初，治洛阳宫[9]。窦琎“为将作大匠，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10]。高宗“敕司农少卿田仁佐因东都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11]。然东都营建之功，实以武后为盛。武后“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像，号曰万象神宫。又命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12]。天册万岁元年，天堂火延及明堂，比明皆尽，于是命更造明堂天堂，号曰通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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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三思又率四方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天枢之制若柱，“其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径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索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见注12]。又铸九鼎，其一高一丈八尺，其余高一丈四尺。置于通天宫。又铸“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至玄宗开元元年，诏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末年，诏将作大匠康■毁则天明堂，“拆上层，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五尺，覆以真瓦，依旧为乾元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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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诸帝所造离宫颇多，高祖造仁智宫于宜君县，造太和宫于终南山[14]。太宗以隋仁寿宫为九成宫，将作少匠姜确所作[15]，帝所常幸。命阎立德建襄成宫于汝州西山，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16]。于骊山置温泉宫，亦阎立德所作也[见注9]。玄宗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骊山上下，益置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即于汤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见注2]。宫之寝殿曰飞霜殿。御汤九龙殿在其南，亦名莲花汤，制作宏丽。汤中陈白玉石鱼龙凫雁及石莲花，石梁横亘汤上，莲花才出水面，雕镌巧妙，殆非人功。更置长汤数十间屋，环回甃以文石。此盖宫之中心建筑也。此外尚有重明阁。倚栏可北瞰县境。阁下有方池，中植莲荷，池中凿井，每盛夏泉极甘冷；朝元阁为开元皇帝降圣之处，其南老君殿，有玉石老君像，制作精绝，长生殿则史剧史诗中最浪漫之所也。安史乱后，天子罕复游幸，唐末遂皆圮废，至五代石晋遂改为道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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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私宅制度本有规制。“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宫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乳梁”[17]，然恐徒具公文，未必严格施行也，当时显要贵幸营建私宅之风甚盛。天宝中，杨氏姊妹及国忠等均恩倾一时，大治宅第。安禄山宅“堂皇三重，皆像宫中小殿。房廊■■；绮疏诘屈，无不穷极精妙”[见注2]。元载则于“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又于近郊起亭榭，帷帐什器，皆如宿设。城南别墅凡数十所”[见注2]。马璘营宅于皇城南长兴坊，“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于当时”[见注2]。中宗女长宁公主西京第，则“左俯大道，右属都城，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见注2]。安乐公主则与之“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18]。至若忠臣廉吏，如魏征“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为营构，征谦让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撤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19]。又如李义琰“宅而褊隘，虽居相位，在宫清俭，竟终方丈之堂。高宗闻而嗟叹，遂敕将作造堂，以安灵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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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居舍，或隐居小屋，则白居易之庐山草堂，可为其例。堂面香炉峰，腋遗爱寺，“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磩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乎地；台南有方池，半乎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20]，可略见布置及结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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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教建筑至隋唐而极盛。隋文帝大崇释氏，敕建舍利塔于天下诸州，盖均木塔也[21]。大兴城中，寺观林立，多者一坊数寺。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者，莫如大兴善寺。寺尽一坊之地，其大殿“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见注2]，殿内壁画至妙，相传刘焉所画[22]。“天王阁其形高大，为天下之最”。京城西南隅之大庄严寺，隋文帝所立，“宇文恺奏请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寺。其西“大总持寺，炀帝为文帝立，制度与庄严寺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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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教建筑至隋唐而极盛。隋文帝大崇释氏，敕建舍利塔于天下诸州，盖均木塔也[21]。大兴城中，寺观林立，多者一坊数寺。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者，莫如大兴善寺。寺尽一坊之地，其大殿“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见注2]，殿内壁画至妙，相传刘焉所画[22]。“天王阁其形高大，为天下之最”。京城西南隅之大庄严寺，隋文帝所立，“宇文恺奏请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寺。其西“大总持寺，炀帝为文帝立，制度与庄严寺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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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中，佛寺道观大都创建于隋，传记所载，其创建于唐代者，反不若隋之多。唐代创建，功德最盛，而传统至今者，以大慈恩寺为最著。寺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高宗为太子时，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为名。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会昌毁佛时所诏留，得幸免于难。寺西院浮图，“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塔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太宗及高宗圣教序碑。兴工之日，师“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纪，所以敬崇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师亲负箕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成此正业[见注2]。其后塔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公元701—704 年）“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见注2]，现存塔即此次所建。唐岑参登慈恩寺浮图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与现状相符。但章八元则谓其“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则较现塔多三层。《西安府志》谓十层塔兵余存七层，未知是否事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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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寺道观，功德所注，多在壁画塑像。两京寺观，几无不饰以壁画，吴道子，尹琳，杨廷光，韩干之流，均以壁画名于当代，而杨惠之、窦弘果之辈，则以塑像名著也[见注22]。安史乱后，至唐末五代，兵燹频仍，会昌显德两次灭法，建筑绘塑遂遭大厄，加之以木构之难永固，吴杨遗作至今遂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