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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建筑，其初虽多木构，至唐以后，砖石之用渐多，故今遗物亦较夥。各省各县总计或在百数十之数。长安慈恩寺塔，荐福寺塔等皆现存唐塔中之著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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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齐以来，凿崖造像建寺之风，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乃至四川各地，隋唐窟寺均甚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者，则莫如洛阳，龙门武后所建之奉先寺。敦煌千佛洞唐代造窟数目亦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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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工程在隋唐两代，均极受注意，屡发丁夫数万至百余万筑之，此期所筑，其着重点乃在自榆林以东部分。其所用材料，盖乃为土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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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石窟之最富于建筑趣味者为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第17图）。窟寺虽创始于北齐，隋、唐两代添凿颇多。其中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石窟，为天龙山诸窟中最大者（第19 图）。内室方约略四点三米。其前为双柱廊。其全部布局仍与邻近之北齐石窟相似。其柱作圆形柱础风化不可辨。柱头上施大斗及替木。其阑额不施于柱之顶端，而在略低之处，为后世所不见。阑额之上施人字形补间铺作，其斗亦安替木以承檐榑。自廊通内室之门，为圆券顶，券面作尖拱形。券脚承以圆柱，柱脚托以蹲兽，盖魏齐以来，常见之制也校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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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以唐代所凿占大多数，然其建筑部分已不自崖石凿出，而采取较简易之木构，构于窟前。其较小之洞窟，仅作简单之窟室，窟外亦无木构殿屋。其中最大者，为奉先寺像龛[2]。龛镌卢舍那佛趺坐像，高八十五尺，并尊者，菩萨，金刚，神王等。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凿造，至上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元676 年）功毕。至调露元年（公元679 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3]。今崖上龛壁，尚有安梁卯孔及屋顶斜槽痕迹。可以推知其木构在正面为大殿七间，两侧为配殿三间，其屋顶皆倚崖作一面坡者。至于此木构之前面作何形，则无可考矣。龙门其它窟壁亦偶有浮雕殿屋等形者，然较之魏齐石窟，则其建筑资料上之价值逊之远甚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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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地唐代摩崖石刻中，尚有浮雕楼阁殿宇形者，亦为研究唐代建筑之间接资料，当于下文另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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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校注[8]。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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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史无可考，在今大殿之左侧有塔一座，以形制论为北魏遗物，借以推想，寺之创建当在魏朝。此外仅知唐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 之间），寺僧法兴曾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罄从严饰”[4]。今寺中并无此阁，而在山坡之上者乃单层大殿七间。殿建于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 年），为国内现存最古之木构物。盖弥勒大阁功毕仅三十余年，即遭会昌灭法之厄，今存大殿乃宣宗复兴佛法后所建。揆之寺中地势，今殿所在或即阁之原址。殿之建立人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为阉官“故右军中尉王”（守澄）建造，其名均见于殿内梁下及殿前大中十一年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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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第20 图）。其柱之分配为内外两周。外檐柱上施双杪双下昂斗拱（第21 图）。第二杪后尾即为内外柱间之明乳栿，为月梁形，其双层昂尾压于草乳栿之下。内柱之上施四杪斗拱，以承内槽之四椽明栿，栿亦为月梁（第22 图）。补间铺作，每间一朵，至为简单。各明栿之上施方格平暗。平暗之上另施草栿以承屋顶。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后世通用之侏儒柱。此法见于敦煌壁画中。而实物则仅此一例而已。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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