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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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对襄地习俗的深入挖掘与重新发现。尽管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学或人类学工作者，他们所采集的材料以及对于材料的分析甄别，距离真正的科学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其高度的文化担当意识和严肃的探研精神，对于专业的社会学研究者也是值得敬重的。其中有些文章还颇具有科学价值，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记录探索楚人“巫音”和“端公舞”的《穿越黑暗的歌与舞》，一是《襄阳腔与京剧“乱弹”》。前者用诗一般的文字记录描述了一种楚国远祖流传下来的祭祀乡俗，后者用科学的态度探究了襄阳地方戏与京剧的深刻渊源。在前一篇文章里，作者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一幕原始舞蹈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了《山海经》的现代通俗版本：“孝家一副好棺材，说起棺木有根古。昆仑山上一棵树，此树名叫长生木。左边枝头凤做窝，右边枝头老龙洞。只有盘古神通大，手执一把开山斧。先天元年砍一斧，先天二年砍半边，先天三年才砍倒，先天四年落凡间。鲁班先师一句话，先造死，后造生，生生死死根连根，万古千秋到如今。”这段“端公舞”唱词内容丰富，既含有大量原始神话、历史传说的因子，又不乏现代人的理解想象因素，对这一歌、舞的记载描述本身就具有不小的人类学和民俗学价值。后一篇文章则是一篇颇具开新精神的学术随笔，它以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为国剧京剧的来源找到了一种新的说法，不论对于襄阳地方戏“襄阳腔”的研究，还是对于京剧的来历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在我看来，它本身就是一篇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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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有着自觉文化意识的“文化草根”，数年如一日地在襄、汉大地上行走，他们深情地行吟，他们细致地观察，他们忠实地记录，从而凝结成了一部集成之作《拾穗集》。他们不是游子，他们是生活在自己母亲般温暖的故土之上的一群“拾穗者”，他们忧心历史的孑遗，他们拾取历史的光荣，他们试图在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他们是一群有着庄严使命感的建设者。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所做的工作，意义其实是超越地域界限、具有普泛意义的，其价值远远不止于对古城襄阳的追怀和对汉水区域文化的建设。的确，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之下，汹涌的现代大潮，不断冲刷着一些古老民族的历史记忆，不断淹没着一些古老文化区域的“地方性知识”，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怀着失语的焦虑在进行着文化抗争，同时也在进行着身份重建。广袤的中国当然属于这种文化重建的主战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当今中国正进行一场二千年未有之深刻变局，当今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与更新。在这个历史关口，拾穗者工作群用他们的“行为艺术”为人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他们宣告“用微弱的力量放大了自觉自愿的民间文化活动的价值，以笨拙但很执着的行动显影了一种常人视若不见的物态遗存的文化价值”。当然，他们也认识到，“拾穗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前方的路可能布满荆棘，但必然充满神秘、充满魅力。一路风尘一路景，万般沉重万般轻。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为了心中神圣的“诗”和“远方”，他们将继续前行，正如其组织者之一李俊勇所说，“我们且行且思，且忧且乐，永不停步，没有终点。”不过，这里我还要加上两句，第一，他们行吟的空间并不单单局限在襄、汉之地，整个中华大地都是他们“行走”与“拾取”的母体；第二，“拾穗者”的行走将并不孤单，“我们”、还有“他们”都将行动起来，一起加入“你们”行走者的行列。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中国文化的伟大新生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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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我应邀去襄阳讲学，于是有了一次重回故乡的机会。我出生于洪湖，曾在襄阳工作了十八个年头，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了这片土地。因此，我曾为《文汇报》撰文《我是襄阳人》。
    襄阳电视台“天下襄阳人”栏目组主编王成得知后，高兴地找到我下榻的宾馆：“这下可省事了，我们正要准备到北京去找您访谈呢。这两天，我们的主持人就跟着你。”我哈哈一笑：“这规格也太高了吧？”
    1999年，我离开了襄阳，但对汉水文化的探寻一直没有停步。行走中，我结识一群襄阳新朋友，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字“拾穗者”，意在拾取文化的碎片。我与他们有个约定，一同游历一次襄阳汉江。自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汉水上游兴建丹江口大坝后，汉江的水变少了，河道变窄了。2010年，襄阳政府在下游筑了坝，又把城区的水位抬了起来，让江面几乎扩大了一倍，于是出现了“城中平湖”的胜景。
    今年7月29日早晨，是一个爽朗的晴天。虽然天气有点闷，行走江边，微风阵阵，便凉爽了。按照约定，我们在樊城汉水边的公馆门码头见面。一条机动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铁壳，支着顶，四周通风，载客量为30人。公馆门码头原为土码头，清道光八年，襄阳知府郑敦允修建樊城堤防时，改建成石码头。道光十六年，后人为缅怀郑敦允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在码头西北侧建郑公祠，并在码头平台驳岸正中镶嵌阴刻“民不能忘”石碑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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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穗者”的联络员邓粮，早早地守候在码头上迎候我。这是个壮实的汉子，嗓门高，乡音重，特热情。他一一向我介绍他的队友：刘浪、李秀桦、艾子、阳光、襄江水、西风瘦马、嫁与东风、楚留香，还有一位特邀的绿色汉江成员耿文杰，总共11人。
    这是一群有着使命感的拾穗者。2005年，襄阳背包客李秀桦、摄影爱好者张玉涛和大学教师邵爱民，三个彼此并不熟悉的年轻人，因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他们以“捡拾”和传播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为已任，开始了艰难的行走。几年来，他们利用公余时间，坚定地行走着，步履越来越清晰，成果越来越丰厚。时至今日，这个团队已发展到了17人。
    七年中，这群“文化草根”踏访了汉水沿岸的许多小镇、古寨，拍摄了万余张图片，做了数万字的采访笔记，形成了《南漳古山寨》、《南漳古山寨探源》、《保安寨：从嘉庆到同治》、《南召楚长城与南漳古山寨》等一大批寻访成果。这些成果源源不断地发表在报刊媒体上，甚至上了权威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向社会报告和展示汉水文化的精彩，呼吁抢救历史文化遗存的紧迫。去年底，他们结集出版了50多万字的《拾穗集——民间团队的七年行走》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我的《汉水文化探源》一书中的近百幅照片，全是由他们提供的。
    我曾为一些报刊撰文写道：我与这帮拾穗者哥们不曾谋面，但每日都牵挂着他们。我与他们在博客上交流，在电话中沟通，我的思绪常常跟着他们寻觅的足迹远行，为他们的安危担忧，更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执著追求而加油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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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船舱，一帮哥们、妹们围了上来，很是亲热。艾子告诉我，早晨出门时，女儿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见王雄伯伯。女儿赶紧说道，代问王菁姐姐好啊。我很吃惊：“你女儿怎么认识俺家女儿王菁的啊？”艾子说：“女儿这多年坚持读你的汉水文化博客呢，自从读了你的《俺家女儿长大了》那篇博文后，就特崇拜王菁姐姐呢。”
    我自豪地向随行的襄阳电视台记者介绍：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汉水文化辛勤的“拾穗者”。这些年来，他们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这条江和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忠诚，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家：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
    面对平静清澈的汉江水，美女主持人纪晶问我：“你生长于洪湖水乡，你感觉汉江的水与洪湖水有什么不同么？”我笑了笑：“洪湖水浪打浪，汉江水凝重啊。”纪晶追问道：“怎么理解？”我说：“这种凝重感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水历史的沧桑感，二是汉水文化的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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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个建筑物之布置，如古东西阶之制，在元代尚见一二罕例，明以

　　后遂不复见。正殿与寝殿间之柱廊，为金代建筑最特殊之布置法（第 106 图） 元代尚沿用之（第 110 图），至明清亦极罕见。而清宫殿中所喜用之“勾连 搭”以增加屋之进深者，则前所未见之配置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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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筑物之型类言，如殿宇厅堂楼阁等，虽结构及细节上有特征，但均

　　为前代所有之类型。其为元明清以后所特有者，个别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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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及城楼城及城楼，实物仅及明初，元以前实物，除山东泰安岱庙门 为可疑之金元遗构外，尚未发现也。山西大同城门楼，为城楼最古实例，建 于明洪武间，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厦向外，与后世适反其方向。北京城楼为 重层之木构楼，其中阜成门为明中叶物，其余均清代所建。北京角楼及各瓮 城之箭楼闸楼，均为特殊之建筑型类，甃以厚墙，墙设小窗，为坚强之防御 建筑，不若城楼之纯为观瞻建筑也。至若皇城及紫禁城之门楼角楼，均单层， 其结构装饰与宫殿相同，盖重庄严华贵，以观瞻为前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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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殿元以前之砖建筑，除墓藏外，鲜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无数砖 塔除以券为门外，内部结构多叠涩支出，未尝见真正之发券。自明中叶以后， 以筒券为殿屋之风骤兴，如山西五台山显庆寺，太原永祚寺（第 144 图）， 江苏吴县开元寺，四川峨眉万年寺，均有明代之无梁殿。至于清代则如北京 西山无梁殿（第 188 图）及北海颐和园等处所见，实例不可胜数，此法之应 用，与耶稣会士之东来有无关系，颇堪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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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塔自元以后，不复见木塔之建造。砖塔已以八角平面为其标准形 制，偶亦有作六角形者，仅极少数例外，尚作方形。塔上斗拱之施用，亦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