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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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传统的建造习惯、生活习惯已经部分或者全然消失了。所谓的恶俗是在以传统民居为比照时而实现的。但是，当生活习惯都已变化，又如何去保持整个传统呢？房子是要被使用的，而不是单纯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这不仅是一个建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赵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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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语境中，表达“学校建筑”涵义的词汇相当丰富，如“school architecture”、“school house”、“school plant”或“school building”等，[2]  当然也有部分研究者使用“school facility”或“school apparatus”等词汇开展与学校建筑相关的研究，其中以“school facility”指称的研究，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基本覆盖学校建筑研究。(注：例如Chan，T.C. & Richardson，M.D. Ins and outs of school facility management：more than bricks and mortar[M].Lanham：Scarecrow Education，2005；Wilcox，Glenn S. School Apparatus：a pros thesis[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98.)在学校建筑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上述四个表达“学校建筑”含义的不同英语词汇更为频繁地出现在特定的时间阶段。在对学校建筑开展系统理论研究的早期，无论是亨利·巴纳德还是爱德华·罗伯森，均用“school architecture”意指学校建筑研究，于此同时，“school house”或“school-houses”也频繁的出现在当时期的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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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在1920年之前，“school architecture”，“school house”或“school-houses”是学校建筑研究的主流用语。“school plant”或“school plants”作为学校建筑的专业术语，主要流行于1930-1960年代，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包含“school plant”为书名的专业著作。[3]  [14]而“school building”或“school buildings”作为学校建筑的专业称谓，其年代分布与文献出版情况则要广泛得多，在20世纪的各个年代均有以“school building”或“school buildings”为题名的专业书籍出版，[4]  其中“school building”相对“school buildings”更为常见。在此，尤要说明的是虽然英文语境中“architecture”和“building”均可指建筑，但在我国建筑学界倾向于将“architecture”译为“建筑”，而将“building”译为“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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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体系那里，建筑物在形态上可清晰地分为神权、皇权服务的具有神圣性和纪念性的一类，也被定义为所谓的“主流建筑”，一般以石构为主；而除此之外大量为民众所需而建设的无名氏建筑，则被定义为“非主流建筑”，但这些建筑由于不具备永久性和纪念性，在古典主义的观念里不能算建筑（architecture），而只能算是营建（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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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论，自上世纪至今，西方建筑文化的观念是从相对单一、狭窄的“艺术风格”大大扩展其外延并深化其内涵。其中在二战之后，将建筑学的领域扩大到“无名氏建筑”（Anonymous Architecture）是突破性的进展。最具轰动效应的即《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由鲁道夫斯基（B. Ludofsky）主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同名展览并出版该书。与之相应的在其他学科，如考古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学等领域都出现这种变革，开始将历史的眼光更多地落在文明体系的具体形态，而不若以往的过多地偏向了政治统治者和强权者。那种偏重政治和强权的历史观，在建筑学领域就反映为表现古代强权的经典主义（Classic），而偏废人类居住文明之整个发展史。正如鲁道夫斯基的所批判的，将建筑历史仅仅局限在经典建筑部分，就如同将音乐的历史描述成自古典交响乐的诞生而开始那样可笑。新兴的研究领域大量涌现在民居、聚落、人居环境等方面。这种建筑观念的变化，必然而然地导致对其他建筑文化的从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事实上，从人类居住文明的观念出发，不同文化的建筑更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五、六十年代不少英、美研究项目都是选择非欧洲文明体系为对象的。如著名的莱普珀特（A. Rapoport）的《居住形态与文化》就是主要针对非洲、亚洲及澳洲土著人的居住形态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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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作者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冲破了统御我们建筑历史感知的狭隘学术苑囿，讨论了作为普遍存在的建筑艺术现象。通过排除那些会干扰我们考察完整建筑“全景”的地理与社会偏见，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迄今无人知晓、也无从发现的世界一瞥——可容纳十万观众的美洲史前剧院区域、供数百万人居住的地下城镇和乡村（囊括学校、办公场所和工厂加以完善），他将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观揭示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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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第十七版的《弗莱切尔建筑史》，部分地反映了这种变革的开始。这一版的主编考定雷教授，正是主导英国建筑学术界研究方向和观念转变的一个先驱者。考定雷教授曾于1948年向“英国科学进步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建议对英国本土的民间建筑进行系统地收集、调查，为此以他所在的曼切斯特大学为基础而首次建立了“曼切斯特项目”（Manchester Project），在五、六十年代曾有大量成果出现。使英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各国之前列，并对建筑观念的变革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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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五、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这场建筑观念上的变革，在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过程里是承上启下的；对之前的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种深化，并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为这种新观念在现代主义的赖特（F. L. Wright）和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那里已经被提出。同时，这种新观 念对后来的“后现代”（Post-Modern）主张“多元”的思潮也并无矛盾，因为这种变革的本身是走向多元的开始。而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对聚落、城市设计、环境设计、人居环境研究、生态理论，乃至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等，则更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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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弗莱切尔建筑史》、尤其是有关“建筑之树”的不满和批评，虽然几十年前就已有日本人伊东忠太、中国人梁思成等提出过，但多数中国建筑学者是通过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的《华夏意匠》首次了解的。这本作为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以全新观点论述中国建筑设计问题的著作，在中国建筑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中国建筑的研究领域里，随之出现相当多的研究受之引导和启发，受益者甚多。然而，《华夏意匠》在给予我们相当启发的同时，也提供给我们相当的误解和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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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华夏意匠》在研究中国建筑方面的新意，主要来自于李允鉌大量应用了当时还不为中国建筑师所熟知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其中李约瑟（Sir. J.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就是其最重要的学术基础。纵览李允鉌的《华夏意匠》，其基本观点、思路和写作方法都参照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建筑分册（第四卷、第三分册）。另外，与李约瑟思想基本一致的英国建筑学者博伊德（A. Boyd ）也是李允鉌《华夏意匠》的重要参照。对中国建筑的科学性和高度文明，李约瑟在成书时是抱着既不满西方学者的无知和偏见，又痛惜中国学者对自身科学成就认识不足的遗憾。当然，对西方建筑史学者的无知、偏见则表示了强烈的指责，并明确指出了《弗莱切尔建筑史》为首当其冲者。李允鉌的《华夏意匠》显然是接受了李约瑟的这种思想而对“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建筑史论提出批评的。从思想方法的意义上看，《华夏意匠》实际上可以说是李约瑟思想体系的中文、中国建筑版，只是我们大部分中国建筑学者没有同时对照二书，而将许多观点权当李允鉌的贡献了。在笔者看来，李允鉌先生的贡献，正如同他所处的时空条件（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提供了中国大陆与西方之间的建筑学术中介作用。我们的误解正是在于将中介当作为本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