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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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实现规模优势，势必要进行兼并重组，着是否又会对图书行业的生态造成破坏？

著名图书策划人甘琦的一篇名为《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的文章描述了这种破坏，在美国，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在出版业进行了大举吞并收购。一批中小出版机构在被收购后，其文化品位、文化取向被迫发生改变，也被迫亦步亦趋于短期的销量数据：“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不再有什么不同，书就是商品，追求利润天经地义。被其他行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技术，如严格划分产品类别、追求规模效益等，无一例外都该应用于图书生产，绩效考核则以盈亏表上的数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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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谈到美国著名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的观点：“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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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版业进入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出版人不必再是饱读诗书的人，也不再富有对于大众的启蒙使命。”当出版人身上的文化的优越感，被无情地碾落于大型出版公司轧轧向前的逐利车轮中，出版人还能真的以自己的智慧与坚持，发掘并介绍给读者真正好的作品吗？中国能避免走美国的老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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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甘琦的观察，美国社会的读书热情早已不复当年：“以《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版为代表的全美一半报纸的书评版都因广告不继而停刊，剩下的即便是《纽约时报》书评版，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广播节目中只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书有兴趣，电视中与书有关的节目也只有奥普拉一枝独秀，但她和她的读者只对人生话题有回应；各种与书有关的奖项，无论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奖，还是普利策奖、诺贝尔奖，加到一起，都赶不上奥普拉的市场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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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情况同样不乐观。根据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18—70周岁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3.9%，全国人均读书4.53本。平均下来，每人每年还读不到五本书。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2.00分钟、读书14.85分钟、阅读期刊时长为11.80分钟，三项时间加起来，不到50分钟，而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却达到9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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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的阅读状况也颇为堪忧。他们调查了近400名在校理工科学生，只有43%受访者表示平时会有一定时间接触文学作品。文学阅读的面也比较窄，大多数人只读《读者》《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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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下，人们对免费的偏好也成为问题。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在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中，有41.8%的人表示能够接受付费下载阅读。手机阅读的群体中51.4%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付费阅读，而有48.6%的人只看免费的手机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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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四成人能接受付费下载，将近一半的人只接受免费的手机读物。当内容获取和分享变得容易，当人们习惯了免费的资源，谁来支撑内容的再生产？作者和编辑还能有动力生产出更好的内容吗？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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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那时的出版人相信：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因此好书不获利是理所当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念逐渐获得广泛认可，出版物中就必然会产生畅销书，其高额利润便可覆盖亏损。换言之，出版人的工作就是：发现新作者，使他们经典化，继续发现新作者。如此，以一份自给自足的生意，而能为人类整体催生和保育文化创造力和精神价值，这令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职业满足感。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4%，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而出版人仍能乐在其中。当然更不难解释，为什么出版被称作“绅士的生意”，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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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即使是这样一份不为赚钱、自得其乐的坚守，在跨国资本、技术革命的冲击之下，也可能难以为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的出版环境，需要读者、从业者、执法者的共同营造。不管环境多么复杂混乱，总有一些价值需要倡导，总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有人说，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有人说它没有出路，但是困局中也蕴含着突破的可能，转型的痛苦中也伴随着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