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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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诗歌的地位依旧崇高，但就社会影响而言，却渐渐不如小说重要。19世纪叱咤风云的文坛巨子，是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和乔治·吉辛等小说家。而提及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则不得不先谈大不列颠帝国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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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带动纺织、冶金、采矿、化工等行业迅猛发展，工厂和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在英格兰各地冒出来，大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牧业转移到新兴的工商业，许多小镇化身为城市，城市间日益增长的人员与货物流通促成了铁路的诞生，后者反过来又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孤悬海外的英格兰因而得以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迈过工业化门槛，其国力急剧增长到足以在国际上笑傲群雄的地步，最明显的象征莫过于1851年5月1日在白金汉宫门外不远处海德公园揭幕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这场有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美誉的盛典为期五个多月，让六百余万名观众见识了包括绝世巨钻“光之山”在内的超过一万三千件新奇玩意；展品来自大不列颠帝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以及四十四个欧洲和美洲国家，大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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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民安的盛世给维多利亚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人口数量的暴增和识字率的猛涨。1831年，全英人口不足2403万，到1901年已飙升至4522万。至于识字率方面，1840年，英国只有67%的男人和51%的女人能够在结婚登记时签署自己名字；旨在推动基础教育的《教育法案》于1870年实施，仅仅三十年后，英国成年男女的识字率分别高达97.2%和96.8%。这意味着维多利亚时代潜在的文学图书消费者比先前的乔治时代多出了两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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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的印刷术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814年，弗里德里希·柯尼希和安德烈斯·鲍尔成功说服伦敦《泰晤士报》购入两台他们发明的滚筒印刷机，自此揭开工业印刷的序幕。两位德国工程师随后改良了这种蒸汽驱动的新型印刷机器，新增双面同时印刷的功能，极大地提高印刷效率之余，亦大幅拉低了生产成本。虽然图书定价并没有因为工业印刷普及而立竿见影地降下来，要直到1885年，新出版小说的价格才锐减到每部6先令，但另一种重要的文学载体却应运而生，那就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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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极低的生产成本，兼且没有官方审查制度，维多利亚时期的杂志层出不穷，某些年份新办刊物多达百余种，影响力较大的有《玉米山》（Cornhill）、《回音》（Echo）、《嘉言》（Good Words）等数十家。为了吸引读者持续购买，绝大部分杂志设置了固定的小说连载栏目。像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和《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等代表作，最初均以连载的形式在杂志上出现。狄更斯还曾先后编辑出版过两份重要刊物：《家长里短》（Household Words）和《春夏秋冬》（All the Year Round）。这些杂志大多内容丰富，价格便宜。比如著名的《每周一刊》（Once a Week），每期十八至二十页，配有五到七幅木刻插图，售价仅为三便士；《家长里短》低至两便士，《春夏秋冬》的圣诞节特刊也不过四便士。由于定价低，维多利亚时代杂志拥有的读者群之广大，完全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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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诗歌的艺术继续发展，阿尔弗雷德·丁尼森、罗伯特·勃朗宁和马修·阿诺德等杰出诗人引领风骚数十年。英语文学史烂熟于胸的读者或许还记得，诸如科勒律治、济慈和拜伦之流的前朝墨客，也是在这个时代才登上声誉的巅峰。但正如前文指出的，此时小说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其社会影响远非诗歌所能望其项背。狄更斯的封笔之作《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共分19卷出版，第1卷在1864年5月推出时，短短三天便卖出了三万册；乔治·雷诺德兹（George W.M.Reynolds）的《军嫂》（The Soldier’s Wife）前两卷在出版当天各卖了六万册；最惊人的莫过于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声讨黑奴制度的作品在1852年至1853年间涌现了四十个版本，仅在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便售出了一百五十万册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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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新增的阅读人口绝大部分是中下等阶层，限于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知识水平和审美趣味，他们偏爱的当然不是需要深厚学养和仔细推敲方能理解和欣赏的诗歌，轻松易读、可以满足好奇心的小说，尤其那些有关犯罪和暴力的小说，才是他们首选的读物。而主要购买力量来自中下等阶层的市场环境，则反过来决定或者说至少影响了维多利亚小说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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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叙事情节不再追求耸人听闻或怪诞离奇，而是偏重入情入理，对各种器物的描写也细致入微，旨在让读者觉得和现实生活所去不远；最后，维多利亚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文以载道、匡扶道德的色彩，那些作者热衷于告诉读者，男主角或女主角也许出身贫寒，历经挫折，但终将得到圆满的结局，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拥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直的人品，又或者是因为其对上帝有着虔诚的信仰。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将无数维多利亚小说所共同呈现出来的这些特征统称为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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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小说狂飙突进数十载，至19世纪末期已然疲态毕现，慢慢走进了庸俗的死胡同。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早期荒诞不经的哥特小说（如《弗兰肯斯坦》）、天马行空的演义小说（如《艾凡赫》）和桑间濮上的爱情小说（如《傲慢与偏见》），描绘引车卖浆者流生活的故事无疑有着革命性的突破，但这种促使其大获成功、备受欢迎的新颖手法，经过众多良莠不齐的作家反复运用长达半个世纪之后，变成了多少有点惹人生厌的陈腔滥调。当维多利亚女王在世纪之交退出历史的舞台，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先驱久已魂归道山，后继中坚如托马斯·哈代和乔治·吉辛也迈入了风烛残年，此时英国文坛可谓山雨欲来，一场现代主义的革命正在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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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包含了众多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很难扼要地对其进行界定，但简单地说，正如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背弃，它也是对前者的反叛。总之在多数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文人看来，内在世界高于外在世界，意识活动高于故事情节；至于让前辈作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礼教观念，尤其是各种严厉的性禁忌，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向披靡，更成为这些作家争先恐后想要打破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