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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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尖尖的屋顶》（Pointed Roofs）、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远渡重洋》（The Voyage Out）和詹姆士·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之类新式小说均已付梓刊行。
和上述作家比起来，当时在英国本土和美国享有盛誉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有点像是异类。出生于1874年的毛姆年龄和他们约略相当，文学旨趣却大相径庭，更接近正统的现实主义。他早期的作品，从《兰贝斯的丽莎》（Lisa of Lambeth），到《主教的围裙》（The Bishop’s Apron），再到带有些许荒唐色彩的《通灵术士》（The Magician），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小说。不过这些小说销量平平无奇，社会反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毛姆在一战尘埃落定前极高的知名度完全来自其成功的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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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7年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面世后，这位弃医从文的作家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在缪斯的道路上，随后十年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然而长年累月的辛劳始终没有换来丰衣足食的回报，微薄的版税仅能勉强维系捉襟见肘的日子。对由衷热爱文学的创作者来说，经济的困窘或可一笑置之，心血长久无人问津却会造成致命的信心动摇，至少毛姆的情况便是如此。1907年，他心灰意冷之余决定重操旧业，准备返回圣托马斯医院进修，以便能够当上一名远洋轮船的随船医生，讵料突然蒙受命运女神迟来的眷顾：那部已经被十七个戏院经理拒绝过的剧本《弗里德里克夫人》（Lady Frederick），因为机缘巧合，居然得以在伦敦著名的皇宫大戏院（Royal Court Theatre）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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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西区的戏院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第一次出现某个剧作家有四部作品同时在演的盛况，而且除了《弗里德里克夫人》以外，其他三部的票房也很惊人，分别演出了四十八、两百七十二和三百二十一场。毛姆因此摇身变为炙手可热的名人，极具影响的《幽默画报》（Punch）不失时机地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愁容满面的莎士比亚，妒忌地盯着一面墙壁，墙上贴满了毛姆四部剧作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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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运转的毛姆从此过上优渥的生活，但说起来也好玩，尽管备受观众群推崇和出版商看重，然而在他名闻遐迩以后，部分宵小之辈却热衷于用花样百出的刻毒言语来攻击其作品。这大部分是因为他这人口无遮拦，说过许多让某些人听起来如芒刺在背的话。比如他曾经公开宣称：“创作剧本的难度向来被夸大，我自己脑里总是有六七部作品，只要想到合适的主题，我立刻便能将其分解成几个场景，每一幕都会呈现在我面前，所以我写完一部戏以后，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另起炉灶。”诸如此类的言论得罪了许多喜欢故作高深的同行，其中不少人专门在报刊上撰文对毛姆进行挞伐。各种接踵而来的恶意抨击给毛姆造成了持久的困扰，以至于他到晚年依然无法释怀，在1938年出版的回忆录《总结》（The Summing Up）中仍不忘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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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部分原因在于，现代主义文学在爱德华时代方兴未艾，毛姆却拒绝随波逐流，依旧固守着现实主义的套路，自然难免被目为前朝的遗老遗少。比如1915年，拿了出版商多达五百英镑（约3650克黄金）预付金的毛姆在因为周游列国而拖稿四年之后，终于将五百多页的《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交由声誉卓著的威廉·海恩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 Ltd）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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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伦敦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竟然刊登了一篇匿名的评论短文，该文极尽嘲讽之能事，给这部后来被公认为英语文学经典的巨著贴上了“腐朽的现实主义”（sordid realism）的标签。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尖酸刻薄的书评显得特别像跳梁小丑的胡言乱语，但话又说回来，《人性的枷锁》的现实主义特征确实非常突出，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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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对现实主义的坚持，绝非由于对新写作技巧及理念缺乏了解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故步自封；恰恰相反，他常年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游历，除了精通这些国家的语言，亦谙熟欧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于他可谓了如指掌。毛姆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更早之前的理性主义一样，无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已；它诚然更为新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高于其他流派。这可以从诸君正拿在手上这本《月亮和六便士》第二章里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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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战争业已来临，它带来了新的风气。年轻人信奉的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神明，我们的后辈将要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也可以看出端倪了。躁动不安的年轻世代在意识到他们的强大之后早已登堂入室，这些人夺门而入，抢占了我们的位子。空气里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有些为老不尊的长者滑稽地模仿年轻人的吵吵嚷嚷，想要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尚未逝去；他们像最有活力的后生那样振臂高呼，但喊出的口号是那么的空洞；他们就像人老珠黄的荡妇，试图通过梳妆打扮和卖弄风情来重获青春永驻的幻觉。那些较为聪明的前辈则大大方方地让开道路。他们无奈的微笑中带着些许宽容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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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够一锤定音。哪怕是新福音，到尼尼微繁荣昌盛的时候不也已经变成旧福音。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以为他们说的话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殊不知此类豪言壮语早已被说过上百遍，而且连说话的腔调也是大同小异。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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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在1918年5月写下的。此前半年，因为不幸罹患曾经在他年幼时夺走其母亲生命的肺结核，他一直在苏格兰的疗养院治病。往前三个月，他充当英国军方情报人员，旅居彼得格勒，游说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让俄罗斯继续留在协约国。再往前到1916年底，他和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结伴云游，自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最终抵达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1917年4月8日才扬帆返回美国。此次长达半年的南太平洋之旅催生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叶子的颤动》（The Trembling of a Leaf）和一部中长篇小说，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