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计划在今年内发行6亿张新社保卡，取代各地自制的社保卡，从而结束社保卡“地方割据”现状，实现全国“通存通兑”。
新型的社保卡为IC卡，但安全性能高，具有存储功能，可用于存取支付，也就是说新社保卡可以直接充值缴费，打破以往社保卡在地域、时间和功能上的限制。
关于新型社保卡的功能拓展，人社部发布了《关于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的通知》，其中透露，加载金融功能后，社保卡具有信息纪录，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等功能的同时，还可以作为银行卡使用，具有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等金融功能，方便群众享受社保待遇和金融服务。
新社保卡的金融应用为人民币借记应用，暂时不支持贷记功能；实现社保卡普遍具有金融功能的目标，已经在规划中，大概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到2015年，全国统一的社保卡发放量预期为8亿张，覆盖60%人口。
目前社保卡均为各省、直辖市、自治州自制，卡的颜色、卡号数都不相同，对持卡人极不便利，只要跨省、市、州工作，原社保卡基本上等于作废。所以，在人口流动十分频繁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无奈的退保现象十分普遍——对很多打工者，特别是农民工来说，辞职就意味着要退保，否则，就成了死账呆账。
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的日渐增多，不少人对现行社保制度有诸多不满，期待改变的呼声日益高涨，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实行联保制度，打破社保卡的地域限制和实现社保卡的多能化，已经众望所归，把社保卡与居民身份证号捆绑，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社保改革的大胆尝试。
据了解，新的社保卡要实现全国统一，参保人员的参保信息就要全国联网，包括年龄、缴费金额、养老金、参保年限等核心业务数据都将纳入，并实现全国联网。
不难看出，社保卡号的统一将有利于参保者在全国跨地区就业、社保接续转移。有专家认为，把社保卡和身份证号绑定，并非万事大吉了，实现社保卡的流动性和多功能化，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
“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网络，发放一张通行全国的IC卡，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让持卡人办理社保转移手续时能像在银行刷卡那样方便，如果办理相关手续仍然困难重重，一张卡的改变就意义不大了。”受访专家表示，对管理者来说，简化手续，方便群众，做好后台服务，保障社保卡畅通无阻，才是解决社保卡现存问题的关键。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