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不吃人，怎么知道狼的本性

酒经考验

酒经考验

借个背包就出发2001年6月中国，阳朔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阳朔西街的游记，其中这样写道：“在西街一个酒吧里，一个台湾来的胖哥，拉得一手美妙的小提琴。
　　还有一个吹笛子的本地人，笛音空灵悦耳，当小提琴遇到笛子，那声音竟是不可思议的动听。音乐的确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从梁祝到邓丽君，从罗大佑到甲壳虫……每一首旋律开始，大家都跟着唱起来，不会唱的跟着打起节拍，早就忘了自己的国籍、年龄、身份。一曲唱罢，纷纷举杯，高呼Cheers！”
　　正是这段描述，让我对西街心生向往，并把这里当成毕业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在论文答辩和毕业典礼之间正好有十几天空闲时间。答辩结束后回宿舍收拾好背包，当天就坐上南下的火车。从天津到桂林，24小时硬座，身体虽然辛苦，心中却已隐隐兴奋。下火车后没有在桂林停留，而是直接跳上开往阳朔的中巴车。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
　　在阳朔西街找到那家在网上十分著名的四海客栈，讨价还价后以15元钱入住。三楼的一间四人房，临街，便宜干净。
　　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胃开始抗议了，去了那家同样著名的“没有”餐厅。看到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没有不好喝的啤酒，没有不好吃的食物”，名字起得很聪明。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份牛排，面朝西街，一边吃一边看来来往往的各国游客。
　　西街首先是背包老外发现的，某位仁兄在被背包旅行者奉为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Planet，下文简称L.P.）里介绍了阳朔西街和周边的田园风光，西街就成了许多背包客的集散地。有人说中国人开始背包旅行就是从阳朔西街开始的，这话有点儿道理。以前中国人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远行，简直是一种奢望。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出了这种无奈：“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等社会开放了，大家终于有钱有时间可以去旅游了，可跟着旅游团又不舒服，于是那些不想被束缚的旅行者成了背包客：拿起背包就走，喜欢哪里就待在哪里。
　　其实到了西街，哪儿都可以不用去了，坐在街心的露天酒吧里，一杯咖啡、一本书、一盘CD。要我做神仙，我就会反问，那我现在是什么？
　　阳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去结识陌生的朋友。抛下烦恼，让自己放纵于酒吧音乐中，午后阳光下，寂静老街里。很多游客经过时，经不起这份诱惑，留下来，数月数年，成了这儿的隐士。大隐隐于市，他们中很多人在西街有一家店，但他们又和普通生意人不同，他们坐在一起谈论的是丽江、香格里拉、喀纳斯与西藏。或者消失一段时间，再回来，又带回一段美丽传说。
　　2001年上半年，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我在天津一家知名外企实习。同去实习的许多同学毕业后都留在那家公司工作，而我却在实习三个月后给老板和同事发了一封辞职信。在信的最
　　后我写道：
　　Justsaygoodbye，tomorrowIwillleave.
　　Justsaygoodbye，mydreamistofly.
　　Justsaygoodbye，maybeIwillfeelbadlytonight.
　　Justsaygoodbye，evenifIreallydon‘twanttosaygoodbye.
　　（说一声再见，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说一声再见，因为飞翔是我的梦想。说一声再见，可能今夜我会感到难过；说一声再见，即使我真的不愿说再见。）
　　随后我就用自己赚到的第一份工资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背包旅行。记得那个硕大的背包是找韩国同学萨姆借的，还借了一把瑞士军刀，除了增加一点儿心中的安全感，并没有太大用处。
　　现在看当时写的文章，背包走天下的思想已经在心中安家落户了。就是一个人，一个背包，四海为家。
　　速辞两份工作赴欧洲2002年9月荷兰，格罗宁根
　　粗大的缆绳被缓缓解开。虽然缆绳表面已被磨得绽裂，却丝毫不妨碍它的结实。生了锈的铁锚被同时拉起，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这是一艘大号帆船，除了船身覆盖了一层铁皮，其余用料都是结实耐用的棕褐色木头。帆船驶出码头，把岸上的风景抛在身后。
　　船上载着船长夫妇，两条黑白纹路相间的大狗，一条叫Hello，一条叫Goodbye，还有十来个和我一样临时客串海员角色的游客。我们要和船长夫妇生活两天，一起扬帆出海，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感受海洋的浩瀚。
　　帆船一路向西驶去，目的地是荷兰与英国之间的一片广阔海域，今晚要在那里过夜。天气晴朗，只是风向不定。每个海员都有自己的分工，谁负责解帆布，谁负责拽桅杆，大家按照船长的指令在顺风时扯起风帆，逆风时又赶紧拉下。来来回回七八次，人人头上都浸着汗水。
　　船行三个小时，已是黄昏时分，前后左右再也看不到一块陆地。西边的天空像一块烧红的炭，灿烂的火苗要将世界吞没一般。
　　船长说，已经抵达今晚过夜的地方，大家可以休息了。一些人到船舱做饭，剩下的擦干额头上的汗水，裹紧衣服，坐在甲板上看日落。我也挤在他们中间，虽然可以相互取暖，可傍晚的海风仍让人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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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忙碌，还没看清船长的模样。他坐在船头，40岁上下年纪，灰白的头发和胡子，红褐色面庞。他仍穿着短袖，露在外面的胳膊上随处可见疤痕和刺青。船长老婆站在他旁边，脸上的皱纹竟然多过她的丈夫，也把短袖衬衣扎进牛仔裤，显得十分干练。
　　船长和船长老婆并不互相对视，都把目光投射进幽深的海洋。他们的神态让我想起海盗，那豪气冲天的北欧海盗。拜伦有一篇著名的诗体游记，叫做“海盗生涯”，诗篇的
　　开头这样写道：
　　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泼溅。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无边。
　　量一量我们的版图，看一看我们的家乡。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到处通行。
　　我们过着粗犷的生活，在风暴动荡里。从劳作到休息，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
　　船长夫妇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吧。日日辛苦劳作，与海浪搏斗，与海鸥嬉戏，有时也会像现在这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把笃定的目光投向深海，就像骄傲的君主，无边的大海就是他们的疆域版图。
　　莫非他们就是海盗的后裔，遗传或者宿命让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我崇拜这样的人，向往这样的生活。
　　大学时代结束了，那人生最华彩的篇章。为了把四年中最宝贵的记忆定格，我用2001年暑假的两个月时间做了一个个人网站。网站内容分成三个部分：大学、家人、天下。其中大学
　　板块分量最重，记录了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天下部分只有大学时代的几次旅行和沿途所拍的一些风光照片。没想到正是这个网站，成了我职业旅行生涯的起点。感谢那个暑假，那个天天宅在家中学习Flash，Photoshop，Dreamweaver等网页设计软件的暑假，那个把我的想法画成草图，然后在电脑屏幕上实现的暑假。
　　暑假结束后我没有马上找工作，而是先用之前打工剩下的钱去了趟五台山。记得在庙宇中吃素斋，吃坏了肚子找不到厕所，就在五台山山顶拉了一泡，正所谓来于此地还于此地。还记得在网吧上网，看到一条新闻占据了所有网站头条，它的视频如同恐怖大片：纽约世贸大厦正轰然倒塌。
　　回到天津后，我找了一份与海运相关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工作内容就是每天给客户打电话询问舱位情况，再制作成Excel表格交给网管更新。两个月后辞职，不是不能胜任，只是觉得无聊。
　　2002年的春天我一个人来到北京，找了第三份工作，在一个咨询公司做物流分析师。每天从网上搜集各种与物流相关的信息，从网站配送流程到仓库分布是否合理，然后制作成简报，公司再通过销售忽悠给客户。
　　当时租住在北京工业大学附近的一个高层地下室里，每月房租150元，公用浴室每次五元。后来发现，那个浴室几乎只有我在使用。三个月后，我再次辞职，背起行囊去了南中国的广州和深圳旅行。记得交接工作的那一个星期，想着马上就可以重获自由，我的心已经提前飞了起来。
　　2002年的那个暑假我又宅在家中，把网站升级到2.0版本。增加了“电影”板块，又在“旅行”板块增添了许多页面。旅行和电影，一直是我仅有的两个爱好。旅行，让我可以真切地感受世界；电影，告诉我世界有无限可能。
　　暑假过后，我来到荷兰攻读研究生。上面那篇文章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出游时发生的故事。
　　一定要去巴黎2003年1月法国，巴黎
　　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夜车。夜行巴士前一天晚上10点出发，八个小时，经过鹿特丹、海牙、根特、布鲁塞尔。每一站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上车，共同的目的地是巴黎。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个黑人，高且壮，目测约有150公斤。他死死地嵌在座位里，像一块完整的炭，而我则像一颗脆弱的蛋，对比分外鲜明。车里的大灯一直黑着。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盏读书灯，发出微弱的黄色光线。隐约看到坐在周围的人，有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一个人占了两个座位，脸朝下趴着，一动不动，不知是醉了还是死了。最后一排是两个朋克打扮的年轻人，皮衣皮裤，头发像孔雀开屏，浓重的彩妆搭配鼻环、唇环，不是人就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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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灯一直开着，看L.P.中关于巴黎的章节，到哪里找最便宜的青年旅馆，哪里有最好的爵士乐酒吧，去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交通路线等，然后再把巴黎的诸多景点在地图上连成一条可以不走回头路的路线图。对巴黎的好感很小就已萌发，记得初中毕业时班里流行写同学录，我在每本同学录“你的梦想”一栏里都写下“我要去巴黎！”。由于马上就要中考，班主任查抄了所有同学录。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她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说，“知不知道快中考了？！知不知道快中考了？！去巴黎？！能耐大了？！去巴黎？！好啊，有本事现在就去啊？！明天叫你父亲来一趟。
　　可以分明感到空气中由六个反问感叹句发散出的一股酸臭气在我的脸上液化，普通的孩子会被腐蚀，天生反骨的孩子会分泌出一层保护膜。本来写那留言时我甚至不知道巴黎在哪儿，可年幼的我却横下一条心。我一定要去巴黎！一定要！
　　就这样看一会儿L.P.，再回忆一段年少时光。看书，回忆。看书，让我一想到巴黎马上就会活生生出现在眼前就兴奋。回忆，又把我的兴奋催眠。
　　半梦半醒之间，眼皮像扇没有关严的门，一束明亮光线像强盗一样登堂入室——车内大灯突然亮起来——于是我彻底醒了。时间是早晨六点。司机通过麦克风刺激着我的耳膜，巴士已经抵达巴黎汽车西站，请不要离开座位，法国警察要进行抽检。
　　车门打开，一条警犬一蹿而入，后面跟着两个法国警察。警犬直接扑向那两个朋克打扮的青年。警犬显然训练有素，就像某些人打架，只是一个劲儿狂吠，并不采取实际行动。法国
　　警察说，请跟我们走一趟。朋克青年也听话得很，说走就走，远不如外表桀骜。
　　这时身边的黑人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俩抽大麻。在荷兰软毒品合法，而在法国是被禁止的。
　　收拾好背包下车，巴士站和地铁三号线是一体化封闭设计。黑大个儿带我找到地铁站入口。转乘时和他告别，我用刚跟他学会的法语说袄呵袜呵（Aurevoir，法语”再见“的意思），他则张开大嘴露出雪白牙齿龇牙咧嘴地说，栽尖（中文”再见“）。
　　出站口的台阶仿佛通往梦想的道路，就在看到巴黎的第一缕曙光时，我知道，梦想成真了。
　　那一年的留学时光，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欧洲各地旅行，用游学来形容可能更加恰当。但由于囊中羞涩，我只能以各种省钱的方式旅行。比如坐一宿夜车就可以节省一天的住宿费用；比如能走路抵达的地方就不会乘坐公交；比如在巴黎的前两天我只吃了从荷兰带过去的一斤鸡翅和几片面包。当时还是冬天，矿泉水一直暴露在冷风中，竟然被冻成了冰块。但是心中是快乐的，巴黎就在我的脚下，梦想其实并不遥远。现在想来，那些小小的艰苦与磨难已经变成了宝贵的人生财富。
　　活着的废墟2003年2月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从巴黎开往巴塞罗那的长途汽车上，我花了六个多小时写完关于巴黎的游记。时间化成文字，文字铺展成厚厚一沓儿稿纸。坐在旁边的西班牙老头不时冲我点头微笑，虽然他完全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但是却一定看得出我在写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他看我写着写着就会自顾自笑起来。后来我主动找老头儿学西班牙语，也不贪多，学会四句话就已足够：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
　　当我用生涩的西班牙语跟老头说再见的时候，刚早晨六点多。巴塞罗那还没睡醒，懒洋洋，黑糊糊，冷飕飕，接待着我这个异乡来客。
　　我要找的青年旅馆在市中心，得坐几站地铁。巴塞罗那地铁站给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人气，偌大的地铁站连一张广告海报都没有。眼前几个人影晃过，长相雷同，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时又有一个所谓长相雷同的人钻进地铁，此人矮矮胖胖，软软的头发趴在头皮上，腮帮上的胡楂儿泛着青光，与脑海中的形象完全吻合。一拍脑门，桑丘是也。出了地铁，晨光中的巴塞罗那让我方向感顿失，在三个当地人肯定的指引下，我拖着大包小包绕了半个小时又回到了刚刚上来的地铁口，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地铁站牌，饥寒交迫的我几乎晕倒。
　　找到青年旅馆，却被告知已经客满，需要等有人退房后才能安排房间。好在我在等待名单中排第一个。坐在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一个日本女孩主动跟我打招呼。问一些从哪儿来、哪儿人、去哪儿之类的问题。疲惫的我不走大脑地应付着，答案也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巴黎、中国、米兰。她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说是。于是她递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巴塞罗那——高迪的城市“。
　　在巴塞罗那的随后几天几乎成了寻访高迪的旅行。贴着”MadebyGaudi“标签的建筑物像一块块骨骼，支撑起整个巴塞罗那。
　　比如米拉公寓，外形像一个巨大蜂巢；奎尔公园，在雕塑中可以看到山川的起伏变化；当然还有圣家堂，高迪把对宗教的信仰化为对自然的皈依。
　　究竟是怎样一个高迪，有着怎样的大魄力，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建筑界顶礼膜拜的”上帝“？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能找到铁匠、木匠。遗传基因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和雕塑感觉。我甚至相信高迪作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为建筑师存在的，因为那些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甚至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可雕可塑。我还相信高迪同样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因为我听到那一块块砖瓦是凝固的音乐，那波浪的建筑曲线是流动的音乐，那绚烂的色彩是绽放的音乐，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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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堂是高迪最伟大的作品。他把生命中最后46年都奉献在这里。1926年6月7日的黄昏，像往常一样，高迪完成当天的工作从圣家堂到市中心的圣菲利普教堂做礼拜。他漠然于繁华的街道，脑海中仍在构建圣家堂的壮丽——这里应该用到什么结构，那里该用什么颜色，尖顶的线条是否太突兀……就在一刹那，一辆电车驶过，所有结构、颜色、线条都被封印在他的头脑中。
　　五天后，西班牙举行国葬，72年后，高迪被宗教界追封为圣人。巴塞罗那成为这起交通意外的最大受益者，高迪的若干建筑作品每年为这座城市带来超过五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但是悲剧毕竟是悲剧，他死了，圣家堂也死了——人们相信真正的圣家堂只存在于高迪的头脑中。虽然直到今天它仍在被续建，每天还有大量游客在这里穿梭往来。但这只是一座活着的废墟，没有人可以将封印重启。
　　1926年，就在高迪去世后不久，一个日本年轻建筑师到巴塞罗那考查地铁项目。当看到没有完工的圣家堂时，他惊呆了，我看到东北正面与西北面的半圆形墙面已经建好，但圆顶还没有完成，抬头可见灰蒙蒙的天空。鹰架被搭到了钟楼顶端，巨大石块上的浮雕环绕着钟楼。雨中，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圣家堂。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名叫今井建治，回到日本后仍久久无法忘记圣家堂带给他的巨大震撼，从此放弃了对地铁设计的研究，成了高迪的狂热追随者。
　　后来年轻人变成了老教授。老教授走上讲台，讲的仍是高迪，讲着讲着，老教授竟盈着泪，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们听不下去了，对教授由尊敬变成不屑，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有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张机票，来到巴塞罗那，要看看高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学生叫石山修武，当他看到未完工的圣家堂时，感受到的震惊并不比老师少多少。他把圣家堂阐释为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连接，而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日本人讲话总是这么悬乎。
　　时间一晃到了21世纪。当我站到圣家堂前，生不出只有建筑师才有的心灵感应。但是，80多年前的今井健治先生，40多年前的石山修武先生，和今天的我看到的竟是同样的景象——巨大的鹰驾，吊臂。这种相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巧合却让我无法不感到迷失，前世，今生，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这是只有废墟才具有的伟力。这让我相信说话悬乎的日本人有一点说对了，即圣家堂是一座活着的废墟。
　　既然活着，那就总有完工的一天。我甚至可以想象，这座规模上仅次于意大利圣保罗大教堂的世界第二大教堂一旦完工，它将会凌驾于世间一切。第一场礼拜仪式定将响彻云霄，还有那可容纳2200人的唱诗席，1500个成人，700个小孩，还有七架管风琴伴奏……我甚至已经等不及，只不过前路漫漫，这一切还都遥不可期。
　　我觉得游记的写法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写自己的故事，就像本文前半段，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这种游记应该在旅途中完成，除非你有超强的记忆力，否则许多细节很快就会模糊。另一种游记是写别人的故事，就像本文的后半段，当然别人的故事还可以演变成艺术的故事，文化的故事，历史的故事。
　　对于自己的故事，我通常会在从A城到B城的交通工具上把在A城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对于别人的故事，则需要旅行回来翻阅大量资料后才能写出来，其实这也延伸了我的旅行。而且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种查资料写游记再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在每篇游记中投入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写任何一篇经济学论文。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典故的出处会耗费掉一下午时间。
　　但无论在车上写还是回来写，其实都是在事后去写。我从来不会在旅行过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
　　在这本书中我会写到许多人的故事。他们或者是伟大的艺术家，或者只是心怀梦想的小人物。我写他们的探索、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一辈子可能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做得轰轰烈烈。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理想主义者散发出的耀眼光芒，那光芒也将我前方的路途照亮。
　　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如何打通自助旅行的语言关，对此我有三点经验：
　　首先英语一定要好，因为这是唯一通行世界的语言。许多国家在机场、车站、酒店等外国游客云集的地方除了标明本国语言之外，还会用英语作出注释。另外还要有变通能力，就是通过肢体语言来猜测各种夹杂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不过一般来说，跟他们打交道无非就是问路、住宿，只要能把事情办妥，能不能每句都听懂倒也问题不大。另外许多人觉得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讲英语，无法沟通。我有个窍门，就是你先用几句最简单的法语和他搭上话，然后再用英语继续交流，那他就会很乐意帮你忙了，反正我百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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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语纯熟只是基本条件，要想玩得更好，更舒服，最好再浅尝辄止地学几句当地语言。那浅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每种语言只要能听明白说出口四句话就足够。这四句话是：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可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四句话，它们占了我们日常生活对话量的一半。
　　当你问路时，如果首先用对方的语言说一句你好，人家就会觉得亲切，愿意停下来耐心指引；当别人帮你的时候，说一句谢谢，人家就会很高兴；当你不小心妨碍了别人时，说一句对不起，误会就会迎刃而解。当你办完事跟人家道别时，如果大声地说声再见，也一定会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怎么学，去哪里学呢？其实根本不用提前很久学习，只要在去那个国家的交通工具上，比如火车、汽车、飞机。脸皮厚一点儿，主动向坐在你身边的人请教，他们多半会乐意帮助你。因为对于你来说，通过向当地人学习，可以学到比较纯正的语言；对于人家来说，也可以通过帮助一个外国人了解本国语言来打发无聊的乘车时间。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如果把英语比做基本武器，把浅尝辄止地突击学习其他语言比做秘密武器，那自助旅行者的终极武器就是微笑了。千万别小看一张笑脸，它可以让人们从陌生到熟悉，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两个人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只要看到对方的笑脸，两个人就会同时想，嗯，他应该能帮上我。好，我乐意帮助他。所以出门在外，如果你的脸上一直挂着真诚的微笑，旅行一定会畅通无阻。后来我在希腊认识了一个韩国朋友，这哥们儿已经一个人走遍了整个欧洲。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当然更不用说其他语言了。我想他已经掌握了我所谓的终极武器，因为我看到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融入当地才是真正的旅行2003年2月安道尔
　　在比利牛斯山顶的露天酒吧中，我遇到一位阿根廷青年。他身材挺拔，相貌俊朗，正懒洋洋地晒太阳。我以为他也是游客，闲聊后才得知原来他不是游客，就在安道尔工作。他的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当厨师，现在是午后休息时间。
　　他说要在这里工作三个月，然后换另一个地方，再工作三个月。他已经换过五份工作，算来已经在外面一年多了。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大沙漠叫塔克拉玛干，他说总有一天要去徒步穿越。
　　我问他下一站去哪儿？他说还不知道，可能是比尔堡，可能是瓦伦西亚，但绝不是巴黎或者巴塞罗那，他说他不喜欢大城市。
　　我说给他拍张照片，他同意了。姿势很帅，像他的人一样，逆光但是坚定。
　　这个偶遇的年轻人让我对旅行有了新的看法。之前，我认为旅行只是吃喝玩乐，之后，我认为旅行是一种融入当地人的常态过程。只是当时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像他一样慢慢享受融合的过程。但是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也会那样做。
　　旅行总有奇遇2003年2月意大利，米兰
　　清晨的米兰火车站显得异常空旷，几只鸽子无精打采地站着，不飞也不动，如同无人围观的街头艺人，丧失了表演的激情。
　　火车一路向北开，驶出米兰市区不久，城市的繁华和紧张就被意大利北部森林的寂静和辽阔迅速吞没。窗外持续着自我复制的单调风景，赶火车时的剧烈心跳慢慢恢复到了平稳的节奏。
　　坐在对面的是一对母子，男孩拿着画笔在空白本子上画画，母亲在旁边微笑看着。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当早餐，小男孩看了一眼苹果，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他妈妈。小背包十年孩子是极聪明的，几个简单的眼神，就把他的需求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只有一个苹果，显然把吃剩下的苹果给他是不合适的，只能尴尬地一笑。好在他的妈妈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化解了我的尴尬，小男孩立刻乐不可支。
　　和男孩的母亲聊起来。知道她的丈夫在日内瓦工作，这次是带孩子去瑞士度假。又问瑞士人说什么语言，她说瑞士分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日内瓦是法语区，又说瑞士人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让我不必担心。
　　此时火车已经进入阿尔卑斯山南麓腹地，远方的峰峦轮廓清晰可见，都戴着一顶白色的雪冠。
　　男孩突然兴奋起来。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山脚下出现一片镜面似的湖泊。湖中有几个小岛，岛上的房子像城堡一样，灰白色墙壁，暗红色屋檐，还有高耸的尖塔。飞升的炊烟与四周隆起的烟雾混在一起，氤氲不散，应该有人在岛上居住。
　　我想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幸福也应该是简单而纯粹的吧，世间再大纷争，心中再多不快也一定会随着那缕炊烟灰飞烟灭。可这想法刚一成形，车窗外的湖泊和小岛就已经消失不见，如同旅途中的一场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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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总会有许多不期而遇，或者是人，或者是事。那种对未知的向往和期待让我在旅行生涯里无法自拔。
　　听从内心声音而活2003年5月荷兰，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永远充斥着各种噪音。有从其他城市赶到这里上班或上学的人，他们已经完全丧失对性都的任何好奇，只是麻木赶路。他们就像洄游产卵的鱼群，只凭本能，而不需要意识指引。也有自助旅行的人，摊开地图或者L.P.，仔细搜寻探索这座城市的路途。
　　清晨的阳光明媚耀眼，我不得不腾出一只手遮挡阳光，手的轮廓在L.P.的书页上留下阴影。
　　L.P.上说红灯区是性都标志。紧挨着红灯区介绍的就是梵高美术馆。初中时就已知道梵高，美术课上老师提到他和他的《向日葵》。后来在伦敦的大英美术馆里看到《向日葵》的真迹。朋友说，这幅画价值连城，在索斯比拍卖行，曾经被拍到4000万美元。于是当时简单地想，梵高一定是个有钱人。
　　从中央车站步行大约20分钟可以走到梵高美术馆。那是一座白色建筑，有透明玻璃幕墙，馆藏梵高250多幅油画作品和400多幅素描作品。
　　在介绍梵高生平的展室里我读到：
　　梵高1853年生于荷兰；
　　梵高年轻时从事多种职业，如画店店员、教师、传教士等，均被解职；
　　背包十年梵高在生命中最后10年开始美术创作，大部分作品完成于最后五年；
　　梵高与法国画家高更曾是好友，后因艺术见解分歧不欢而散；
　　梵高曾用剃刀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送给一个妓女；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油画，还是他弟弟买的；
　　梵高在麦田中开枪自杀，死时年仅37岁。
　　展室内柔和的光线安静地照耀着梵高悲剧性的一生。先前对梵高是个有钱人的判断被彻底推翻。他竟然穷困潦倒，似乎还有轻微精神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梵高在死后成了大师？
　　我在展室间穿行，这简直是一次畅快的郊游体验。我看到鸢尾花、橄榄树、向日葵、葡萄园、老磨房、麦田、星空……我看到大块大块色彩的自由涂抹，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没人相信这是一个悲伤的人在创作。画画时的梵高应该是快乐的。
　　他说，一个农夫的形象，一片寂静的大海，一块耕地上的犁沟，都是不容易画的，都是活的，都是美的。他看到了隐藏在平庸下的诗意。他只是要画！要画！要画！于是他画，画布上全是生命的颜色。
　　梵高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训练，他也得益于此，就像中文系无法培养出伟大的作家，而艺术家的营养来源只能凭借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他的画风漠视正统、常识或者规范。他只在乎自由意志的表达，表达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夜空比白天明亮，他认为红色与绿色的冲突可以表现可怕的激情。然后在画布上把这些想法呈现，仅此而已。
　　我甚至以为，梵高成为画家纯属偶然。只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碰巧拿起画笔。他完全有可能成为文学家、雕塑家、音乐家，如果是在今天，他甚至能成为出色的摄影师、设计师或者电影导演。所有艺术门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最终殊途同归，百川入海。对生命的透彻感知让他得以自在游弋。
　　只是，梵高的快乐只在作画瞬间才短暂拥有，所以他甘愿沉迷，物我两忘。一旦回到生之现实，一事无成的他又会被嘲笑、被歧视、被排挤，生命充满矛盾与绝望。
　　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彻底摆脱——疯狂或者死亡。前者无法自我控制，虽然他曾试图逼近。
　　终于，上帝从天堂看到一颗飞驰而过的子弹，同时，他也看到那块金色的麦田成了画布，一个正在倒下的人成了风景。
　　几年后我去了法国的圣雷米和阿尔勒。圣雷米有一条以梵高名字命名的小路。小路通往一间教堂医院，梵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在这里度过。这也是梵高创作力最饱满丰盛的一年，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橄榄树、教堂、医院都成了他的创作主题和背景。
　　而在去圣雷米之前，梵高一直居住在阿尔勒。现在的阿尔勒，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梵高的足迹和色彩。比如那间黄色咖啡馆，现在已经改名为梵高咖啡馆。正是在这里，他涂抹下《星背包十年夜》；比如那间他曾入住的军队医院，现在已经完全按照梵高在这里居住时的样子重建；还有那一座座他作画时眺望风景的石桥，还依稀可以辨别他绘画时的前景和远景。
　　我一直追随着梵高的脚步，因为我把他看成自己的一位隔代老师。他告诉我世俗的眼光不重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重要。他教会我要去细致观察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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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文森特·梵高。
　　生在养鸭场也没有关系2003年6月丹麦，奥登赛
　　世界，从不同角度望去，会有远近高低的不同。在他眼中，世界的主角是为爱牺牲的人鱼公主，是不穿衣服到处溜达的国王，是圣诞夜晚划亮火柴等待奇迹发生的女孩……
　　因为没赶上从哥本哈根开往德国汉堡的直达特快，不得不在一个叫做奥登塞的小城中转。小城延续了哥本哈根的建筑风格，紫红外墙搭配绿色尖顶，就像童话发生的场景。教堂是老城里的最高建筑。街道干净宽阔，市民喜欢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
　　翻开L.P.，与这座小城相关的文字不足半页，仍毫不吝惜地用去半页的一半告诉旅行者这里是安徒生的故乡。
　　安徒生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鞋匠家庭。由于小城闭塞，安徒生的童年在神鬼传奇的故事中度过。这些故事会让普通人愚昧，可对安徒生来说，这正是栽培想象力的富饶土壤。
　　安徒生的才华很快得到戏剧评论家的欣赏，虽然他写的剧本韵律不齐，甚至还有语法错误，但闪现其中的情感冲突却让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会成为戏剧界的新曙光。安徒生在贵族资助下进入正规学校读书，但是因为地位、身份与那些上流子弟过分悬殊，让青年安徒生成为被他们戏谑的可怜虫。不过这却刺激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诗作率先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他写的游记被出版社多次印刷；他的剧本也终于在国家剧院首演，观众如潮的掌声告诉安徒生他已经获得成功。
　　正是这段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成了那部著名童话《丑小鸭》的创作素材。养鸭场的一只鸭子因为生得大且难看而被其他鸭子咬、被鸡群啄、被女佣踢来踢去。丑小鸭决定到大世界去，在那里，它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只洁白的天鹅。
　　至今对《丑小鸭》中的一句话感触很深：只要你曾在天鹅蛋里待过，就算生在养鸭场也没有关系。
　　《丑小鸭》写的是安徒生的自传，说的却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金子早晚都会闪光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在某个领域是块真金。这是我们战胜生活磨难的底牌。
　　围墙内的世界太小了2003年6月德国，柏林
　　萨碧娜蓝目深陷，金发高鼻，她的长相与她的名字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德国人。
　　我在问路时认识了她。当时我正要从柏林墙去电视塔，她正巧同路，要去离柏林电视塔不远的洪堡大学。后来知道她是大学老师，在那所学校教英语。
　　她带我穿地道、过天桥、坐地铁。一边走一边聊，聊天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刚刚经过的柏林墙。
　　我：柏林墙就剩下这么一小段了吗？
　　她：保留下来的就这一段，因为那里有各国艺术家的喷画作品。其实柏林墙的水泥部分也不是很长，其他地方用铁丝网连在一起，那些铁丝网早就拆除了。
　　我：记得有一段柏林墙在博拉登堡门那边，可是这和我刚才看到的那段一个东、一个西，连在一起只能分开南北，怎么能成为东西柏林的分界呢？
　　她：其实柏林墙并不是一条隔开东西的直线，而是一个椭圆形的圈。说着她要过地图，用手指轻画出一个窄窄的椭圆，然后说，这就是原来西柏林的统治区域。后来翻阅资料，果然如萨碧娜所说，柏林墙最初是由12公里长的水泥墙和137公里的铁丝网围成的封闭圆环。边界上的河流、湖泊也被禁止通航，并加以监管。这样，西柏林就变成了一个孤岛，若想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通行，必须通过严格的边境检查。
　　我：柏林墙倒塌之前你住在哪边呢？
　　她：我和妈妈住在东柏林。
　　我：后来柏林墙倒了，东西柏林可以自由往来，你觉得哪个柏林更好呢？

酒经考验

她：要说繁华，西柏林那边更好一些吧，毕竟人家经济实力强。而东柏林这边还保留着民主德国的痕迹，能找到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雕塑。我：柏林墙被推倒那天，你是不是很激动？她：那当然了，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白天（1989年11月9日）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可是到了晚上八点，几乎所有东德电视台都在转播我们市委书记的电视讲话。他宣布，民主德国政府将废除对东德人旅行自由的限制，决定即时生效。我发现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街道突然热闹起来，不对不对，是沸腾起来，像开水汩汩地冒泡。我也坐不住了，跑到大街上，混进同样兴奋的人流。开始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柏林墙聚集。我们走到一个边检站，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千人。所有人都在高喊：自由！自由！自由！边检站的长官不敢放我们通过，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我们看他表情十分尴尬，一会儿打电话，估计是在跟上级请示，一会儿又过来安抚我们。后来，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柏林墙在那夜倒塌了，无数东柏林人拥入西柏林，去和他们背包十年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后来我和妈妈也去过西柏林，可是没有找到我父亲。说到这里时我看到她的神色暗了下去。这时我们乘坐的S线地铁已经到了亚历山大广场站，柏林电视塔就在广场中心，我们互道再见。虽然再次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我倒是衷心希望萨碧娜可以再次见到她的父亲。
　　关于柏林墙的故事还有很多，萨碧娜的故事是我亲耳听到的，还有更多的故事被各国艺术家用灵感和创意涂抹在现存的墙上。故事的构成元素并不复杂，无非就是铁丝网、围墙，还有一群人，在试图翻越这些铁丝网和围墙。
　　一面墙上画着被放大的手和脚，手拽住脚，脚要努力往上爬，手在使劲向下拉。从静止的画面看不出谁的力道更强，可是暗灰的色调告诉我们，手胜利了。1961年，18岁的彼得试图翻越柏林墙。他已经爬到墙顶，只要再加一把劲儿，他就可以看到西柏林的土地。可就在这时，枪声响了，小彼得滑回东柏林一侧。悲剧并没有就此完结，身中数弹的小彼得倒在柏林墙下，竟没有一个人过来救他。小彼得终于流尽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在他蓝色的眼睛里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的天空。
　　还有一面墙上画了一辆破墙而出的汽车，坚固的车身将柏林墙撞出一个大洞。开这辆车逃亡的是个大情圣。因为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东柏林的情圣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过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不易撞断，但却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于是计划诞生，他租来一辆很矮的汽车，捎上情人，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子就从栏杆下面钻到了西柏林。
　　除了各种写意的故事，柏林墙上还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警句，比如这句：围墙内的世界太小了（TheWorld’sTooSmallforWalls）！又比如这句：别再有战争，别再有围墙（NoMoreWars，NoMoreWalls）！正是这两句话让柏林墙的意义完整。
　　的确，目前我们生活的世界仍不太平，还有比冷战更残酷的战争，还有比柏林墙更加不可逾越的高墙。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围墙，才算实现真正的和平。
　　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2003年6月德国，柏林
　　我爬上柏林国会大厦的玻璃穹顶，仰望蔚蓝色苍穹，想起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德国电影《柏林苍穹下》。
　　影片讲述的是两个守护柏林的天使——丹尼尔和卡西尔，他们没有竖琴和翅膀，天天穿着大衣长袍穿行在这座城市里。背包十年他们默默观察人们的举动，研究人们的生活。在天使眼中，柏林是一座绚烂的黑白城市，线条流畅，美丽而不真实。后来丹尼尔来到一个马戏团，见到正在练习走钢丝的女演员玛瑞安，竟对她一见钟情。对马瑞安的爱怜让丹尼尔作出一个决定，他要变成一个凡人，永远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天使变成凡人，影片的画面突然变成彩色，而原本的精致却变得粗糙。
　　影片用色彩和线条把天使和凡人的世界分开，天使的世界黑白而精致，凡人的世界多彩而粗糙。
　　觉得这很像我以前和现在的生活。
　　我以前当过白领，每天出入城市里最好的写字楼，代步要搭的士，喝咖啡只去星巴克，上班要穿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我知道领带的N种打法，还有西装扣子几个要开几个要系。我还知道西餐的规矩，中餐的菜系，韩国菜有多少花样，日本菜如何料理。我的生活精致到每分每秒，而每分每秒都是无聊。我得看上司的脸色，分析同事的喜好，掩饰自己的骄傲，见了客户还得点头哈腰。我的世界黑白而精致，天天只想和自然拥抱。
　　于是我选择流浪，拿起背包，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这时我发现衣食住行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牛仔裤可以一个月不洗，粗茶淡饭只要能吃饱我也不会嫌弃。为了省下钱走更多的路，我也可以坐最便宜的夜间巴士，笑着对旁边的黑人说，对不起，挤一挤。

酒经考验

虽然生活变得粗糙，不再有以往流畅的线条。但我也同时发现，世界不再是黑与白，我看到比钢筋水泥多得多的色彩。
　　我看到白墙，灰瓦，殷红的吊廊；
　　我看到蓝天，绿树，淡黄的草房；
　　我坐在湖边，晒着温暖的阳光；
　　我钻进雪山，看山泉自在流淌；
　　我喜欢随意翻开一本闲书消磨时光；
　　我喜欢观察屋檐上的蛛网慢慢成长。
　　流浪的时候，我脱掉伪装，在街头放声歌唱；走得累了，就把双脚放在地狱，把眼睛搁在天堂。
　　我选择流浪，就像堕入凡间的天使，彩色的世界让我感受到更多光芒。
　　现在看当时写的文字，充满了理想化的字眼。有人说，如果30岁之后还读格瓦拉，那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现在已过而立，枕边放着的仍旧是一本《切·格瓦拉》。
　　旅行就是我的信仰2003年6月梵蒂冈
　　曾经在火车上遇到过一位意大利青年，他说他的职业是画广告画，在罗马。他说喜欢梵高和毕加索。他还说米开朗琪罗也是画广告画的，只不过工作地点在梵蒂冈，而雇主是教皇。
　　日影西斜，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古埃及方尖碑投下利剑一样的阴影，那剑尖指向罗马老城。铺在地面上的白色碎石呈放射状分布，也仿佛日光照耀。
　　这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却管辖着幅员辽阔的精神疆域，全世界10亿教民的信仰在这里得到慰藉。
　　等待进入教堂参观的人排成一条参差的线，站在我前面的是个秃顶老头儿，正跟太太抱怨6月罗马的骄阳似火。他把地图折成扇子，仍然阻挡不住汗水在脸上流成一条小河。
　　进入教堂，人就仿佛游进深海的鱼，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凉爽和安静。夕阳余晖透过穹顶，弥散成黄色的光幕，如同从深海看到的天堂景象。
　　我始终仰视。石柱、墙壁、天顶、门扉，无一不是精细雕刻的杰作，仿佛一面面穿越时空的镜子，让我看到文艺复兴的光彩与荣耀。
　　处在荣耀中心的是米开朗琪罗。几百年来，似乎只有他达到绘画和雕塑的双重顶峰。他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凭借非凡的想象力把圣经里的故事变成有血有肉的图像，扩散了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他的《大卫》和《摩西》则是任何一本雕塑史都不会错过的内容。除此之外，他还是杰出的建筑师，圣彼得大教堂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兴建。教堂让米氏作品长久保存，后者则使教堂户枢不蠹。
　　我在教堂内还看到许多忏悔室。暗红色的实木忏悔室被分成几个隔断，有一些老人进进出出，他们脸上的表情虔诚而凝重。
　　西方宗教有原罪的说法，人生来是恶的，人心是暗的，需要控制自身欲望，所以教堂才会有忏悔室，作用是让人时时自省。而持续自省会慢慢积淀成生活的习惯，才会对人和善，对事从容。
　　宗教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死亡。世间所有伟大的精神系统都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只是一段新路途的开始。无论是否有信仰只要能够日日自持，控制欲望，善良而不贪婪，怎样讲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一直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可是随着年岁渐长，我发现，信仰并不是简单的唯物或者唯心，神学和科学谁是谁非的大问题不是普通人应该考虑的，信仰只是个人内心的一种修习。10年背包生涯，让我走过太多的教堂、庙宇、清真寺，对宗教的认识也从最初的不信到现在虽然还是不信，却认为信比不信要好。因为宗教能解决一些困扰心灵的问题，让人活得更加干净。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我们都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