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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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慎到的此点洞察在当时来说深刻透骨。慎到论"法"，把"法"视作权势的外化，认为法令必须依靠权势而非礼教的力量才能推行于众，因此应当"尚法"而不应当"尚德"。慎到之"尚法"，是像工匠取法绳墨一样，严格要求依法办事的，在他看来，不仅人民要"役法"，官吏要"守法"，就连君王也不能在任断枉法。慎到作为道家传人，他反对圣贤引经据典干涉政治，也就是反对儒家的政治理论。他要求无论黎民、臣吏，甚至君王都应当以"法"为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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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家没有僵化的君臣等级观念，因此慎到的思路大大抬高了"法"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王的绝对权力。慎到本人虽然极力夸大君王权势的作用，但是在论"法"的时候所提出"任法弗躬，事断于法"的观点却也撼动了君王的权威，在此点上，慎到关于"势"与"法"的论证是存在矛盾的。慎到之"法"与商鞅之"法"非常相像，他们都极力强调"法"的重要性，推崇"一断于法"的严格法治主义精神，虽然来源不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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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家没有僵化的君臣等级观念，因此慎到的思路大大抬高了"法"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王的绝对权力。慎到本人虽然极力夸大君王权势的作用，但是在论"法"的时候所提出"任法弗躬，事断于法"的观点却也撼动了君王的权威，在此点上，慎到关于"势"与"法"的论证是存在矛盾的。慎到之"法"与商鞅之"法"非常相像，他们都极力强调"法"的重要性，推崇"一断于法"的严格法治主义精神，虽然来源不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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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不害提出的"术"论凸现道家方法的政治实用性


《史记》把"申韩"和"老庄"并列一传，说明在司马迁看来，申不害的法家、韩非的法家与老庄的道家实在没什么分别。其实，与其说申不害是法家，不如说他是术家，因为申不害不言法，只谈论"术"的重要意义，从理论上是脱"法"的。如果没有《韩非子》对"法、术、势"的合并阐释和对法家的最终定性，申不害之"术"只能自立独门。所谓"术"，就是权术，就是政治手腕。老子曾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大抵表现出道家对于政治手段的态度是主张君主在后台控制，而不希望公布成文的"礼"、"法"等制度以约束君王实际权力的行使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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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甚得道家方法的要领，其理论的核心，就是主张君王秘密施用权术以潜御群臣。申不害所言之"术"，既排斥儒家传统道德，也轻视当时各国所行之"法"，在申不害看来，"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而唯有"术"才能实现君王对臣下的绝对控制，这就为以封建君王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畅行后世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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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慎到不同，申不害对于权力的理解并没有受到"法"的限制，充其量只对道家理论中的"因"、"数"有所顾忌，因此，凡是君王的行为全部都能在此找到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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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国策·韩策》的记载，申不害为官的政治态度也往往是随机应变、暧昧不清的。他任韩相期间曾倾向与赵国交好，但又唯恐韩侯疑心他私通外国，于是经过一番计划周密的间谍活动，终于得知韩侯倾向与魏国交好，便竭力逢迎，还力劝韩侯执玉璧与魏国结盟。可见申不害是多么圆滑善变，多么善于欺上瞒下的诈术，他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深刻反映在其学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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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申不害所提倡"术"，教导君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强化专制体制，强调的实际上是"人治"而非"法治"，与同时代商鞅的理论各持一端。与儒法家的取向不同，从道家出发的慎、申二人都看到了权力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并力主使用权力，但慎到看重"法"，而申不害之意并不在"法"，所以说道家与法家真正的契合者还是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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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之后，韩非对于道家的研究也非常深入，他曾在《韩非子》书中专作《解老》、《喻老》两篇，专门解释《老子》的内涵。虽然有学者怀疑《解老》一篇的真实性，但《喻老》一篇则实是众所公认的韩非对道家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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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道家原著的注解以外，韩非作为法家大师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他因袭了申不害关于"术"的观点。他在对早期法家进行分类时曾经指出，"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而韩非本人在"法"、"术"并重的情况之下，更为重视的是"术"。正是韩非之重"术"，而仅仅把"法"视为与暴力相类似的统治工具，因此专制主义不但传承下来，而且多了"法"的武器，如虎添翼，得以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