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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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墨子的声名威赫，其学之“显”，其徒之众，司马迁却没有在《史记》中为其专辟一章作传，是一件非常令人奇怪和不解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墨子的出身存在问题，不如老子和孔子那么有来历：老子是周王室的守藏史，孔子的先人是宋国贵族，都是当时公认的上流社会人物。至于墨子的出身，据大史学家钱穆、郭沫若等考证，“墨”本刑徒之称，而且“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以为“摩顶者摩突其顶。盖效奴作髡钳，所以便事。放踵则不履不綦，出无车乘”。从而认为或者墨子的先人是职司刺墨的贱吏，后世以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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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身不同，似乎并不能作为墨子不被司马迁重视的理由。《刺客列传》、《货殖列传》中，同样有许多出身卑微，不可考证的小人物。为什么给予了其他人那么多溢美之词，却仅仅给了墨子只有二十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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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代，重庆、夔州(今奉节)通往外省交界处，已经设置关卡，征收盐、茶、木料、杂货的过境关税，作为财政收入来源。清代根据隶属关系，设有户关、工关，前者对所有过关货物征税，后者以征收竹木税为主。重庆关为工关，专征竹木税以供工部支配。其税额为：“商贩木植，以径圆尺寸核估本价，每两税银三分。”夔州关抽收百货杂物税，上交户部，以充官员薪俸、兵饷。清廷每年下达指标，税额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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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分析墨子的思想入手，也许能发现答案。墨子曾经就学儒家门下，虽然出身不怎么样，可是，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木工，其聪明程度，还是不容怀疑的，智力水平远远超出一般人。他在儒家门下，只学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了儒家思想大有问题。主要是孔子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而缺乏为下层的民众考虑。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仁”，“爱人”，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让来自下层社会的墨子受到了很大刺激，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如果自己将儒家的思想加以改造，将其适用人群，从上层社会转入民间，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广大的追随者。因此，墨子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就构筑起了自己的一套“学说”。其形势也正如他所料，马上得到了众多的信徒，墨与儒遂并称“显”学。也许，正因为出身儒家而“非”儒家，充满理想主义的司马迁，才不屑为之立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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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墨子“投机取巧”，作为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的身份出现，而成为一代宗师；还是墨子以其超人的智慧，的确发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存在巨大的漏洞，而勇敢地提出了加以补救，其中情形，都不是我们这些两千多年以后的人们所能去了解和探索清楚的。不过，对于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商业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墨家思想的“兼爱”，还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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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这一思想，来源于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补充与修改。孔子所爱的人，是从自己的父母兄弟出发，是有限度的，是先己后人；而墨子则认为，整个人类的生命，在天地宇宙面前，都是渺小的。人虽然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宰，看起来非常强大。其实，人的生命并不比其他动物强大，同样地脆弱而珍贵。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相爱，而不应该互相攻击。这就叫做“兼爱”、“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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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墨子的思想，发现其非常地具有科学性，充满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从这一点上来说，墨子的“兼爱”，从生命的本身出发，这一角度不知道比孔子从血缘、血统、家族的角度出发，高了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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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的“兼爱”思想呢？用儒家的那一套所谓的“礼”显然不行。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墨子则正好相反，认为它们不正当，不合用，应该力求简单一些。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勇猛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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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的“兼爱”思想呢？用儒家的那一套所谓的“礼”显然不行。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墨子则正好相反，认为它们不正当，不合用，应该力求简单一些。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勇猛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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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墨子抛弃了儒家的“礼”，而接受了道家的“利”，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兼相爱、交相利”。什么意思呢？墨子中解释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