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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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从分析梁思成的一系列思想检讨入手，将中国建筑在1949—1959年的发展过程梳理一遍。显然，这段历史非常沉重，揭开它时，令我，也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痛苦；但若回避它，我认为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等于是我们后人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对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一概加以唾弃。201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想通过这个写作，通过读解这段被尘封了的历史，来纪念他。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反思中国一个世纪来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我也想以几篇读解梁思成的文章，作为一份小小的个人礼物，献给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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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11年初，当我自觉资料搜集充分，开始写作时，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每每涉及他一篇篇检讨中对自己在1949年前“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都得回过头去分析他以前的思想和作品。我频频回头，细读他以前的写作和各种相关材料，才意识到，自己对1949年前的梁思成的了解又是多么肤浅。同时我也发现，原以为1949年前的梁思成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甚至谬见。于是，我调整计划，先在2011年内，用两篇文章，把梁思成在1931—1946年做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梳理一下：第一章集中探讨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第二章探讨他受到的西方和日本现代建筑史学的影响。然后，我就可以集中用下面几章写1949—1959年的梁思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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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接下来越写越细，越写越长。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直拖到2013年秋季，一共又写出六章，我才感到算是对建国十年间的梁思成有了比较完整的考察。我意识到，只有耐心地扎到繁复的史料细节中，将考察还原到逐年甚至逐月逐日，才能精确捕捉当时历史风云的急剧变幻，也才能逐一击破众多后人对于梁思成想当然的空论和以讹传讹的谬见，最终可望深刻理解当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以及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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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流于空洞的缅怀和颂扬，而鲜有将他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历史语境中，贴近而又动态地分析。我期待自己三年来的工作，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我也敬请读者指正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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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我们熟知的。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它有复兴的潜力。这两种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在1931—1946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集中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他们努力想通过“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那个时期的梁思成还认为，中国传统木建筑框架体系与20世纪在西方崛起，并在世界迅速传播的现代建筑，在原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这构成他当时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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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仅仅重复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动机、动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他是如何做的，即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由此，本章尝试：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放在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背景中，考察两者间的关系；考察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中，理论构筑与实证调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贴近的读解方式，考察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研究中蕴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不是一味强调其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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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中国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11902年，在《新史学》的开篇，梁启超这样论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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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联。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兴的理论基础。3“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4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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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插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常有一些生物体隐喻，是否可直接理解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呢？比如，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介绍中国木构建筑时，口气就像达尔文在讲某个“物种”的起源和进化：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然后于明代初叶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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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体的生长衰落来比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称为“艺术史之父”、“现代考古学奠基人”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J.Winckelmann）。他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hums）中将艺术发展过程归纳为类似生命的循环周期，每一周期都有“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四阶段。以此为模板，他将古希腊雕塑发展划分为四阶段：旧式风格（OlderStyle）、盛期或宏大风格（HighorGrandStyle）、美丽风格（BeautifulStyle）、模仿者风格（StyleoftheImit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