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孟子同样师承孔子，据传说他们还曾在齐国稷下学宫共过事，但是荀子的学术观点明显与孟子所秉承的传统儒学存在差异，而主要差异就在于荀子所表现出的法家思想倾向。从儒家内部分化来看，荀子与孟子实际上是战国末期齐儒和鲁儒的代表人物。从上文姜太公与周公旦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齐鲁之间的文化传统是大相径庭的。
齐国自太公始注重修道养士，赏功尚贤，学术气氛开放而且活跃，不仅为本国学士、道家学者开辟论坛，就连作为异国儒生的孟子也可以在齐国讲课；鲁国的学术则相当排外和封闭，自周公旦始至孔子，再至孟子，鲁国的儒家一直继承着儒学根本精神，保持着儒学在鲁国的纯净。齐儒博而杂，鲁儒迂而纯。因此，荀子在学术上吸收法家，并为孟子之儒所不容就很好理解了。
在具体观点上，二人有以下不同：孟子是性善论者，认为人先天接近"仁"，就像"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一样自然而然；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并进一步指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是性恶的原因。荀子看到"利"的驱动作用，说明荀子作为儒家的与众不同，他注意时事政治的新需要，极具现实眼光，因而他认为性善论脱离实际，只是理想化的人性论。
孟子在政治上坚持"仁政"为核心的思路，认为必须依靠圣贤君王以徳治国，才能使诸侯宾服，实现海内统一；荀子则在主张"王道"的同时，并不反对"霸道"，认为文治和武功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统一。荀子既然赋予"霸道"以一定的正当性，必然支持君主推行富国强兵的"法家式"政策，因此对于早期法家的政绩是抱肯定态度的。
孟子和荀子两家的学术源头虽然都是孔子，但他们受业的侧重是不同的，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孟子习儒出于"诗"，荀子习儒则出于"礼"。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孟子畅谈人之心性和儒家精神的同时，疏于对制度进行研究了。
孟子所谈"仁政"，谈"义"，谈"法先王"，谈"民贵君轻"之理都发源于"诗"中，因此其思想比较重视下层百姓的政治作用；荀子重"礼"，而此"礼"是自周朝始，有差等的君臣之成礼，因而自然只能"法后王"，论学术渊源荀子浅于孟子，因而必然要吸收儒外的更为现实的学问。很显然，荀子论述"隆礼"的同时谈到"重法"，就是荀子学术基于其根底的局限性在儒学内部受到挤压，而谋求在外部同化法家思想的例子。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但是韩非从骨子里反对儒家的一切主张，他的著作有很多观点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直接进行批判来论证的。就比如针对人性论的问题，师生二人观点迥异。
荀子虽然持性恶论的观点，却没有放任"恶"为人之常态。他正是通过对人性恶的论证，引出施行"德"与"礼"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徳治才能扭转人先天的"恶"转而从"善"。从这个角度看，荀子对性善论的批判只是为了弥补孟子学术不切实际的漏洞，他最终还是以"善"的价值为人性的归依的。所以，荀子并没有真正跳出儒家的圈子。
韩非谈人性，则完全把人性和兽性混为一谈，认为人和野兽的本性都是以夺"利"为中心的，这种"恶"根本无法改变。因此，推行礼教道徳对人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根本无法使人们弃恶扬善，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通过严刑峻法使人们意识到如果放任本性之"恶"，就可能招致更大的"不利"，因此只有屈服于"法"的压力抑止本性，才能勉强实现兽统治兽的秩序。
荀子谈论"霸道"，是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的，他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依然是以礼教为本，以强力为辅助的。韩非则干脆抄袭了商鞅关于"六虱"的论证，认为鼓吹礼教的儒生乃是祸国殃民的"五蠹"之一，唯有"兵"、"法"、"刑"等暴力工具才是切实有效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