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门是南京明城墙的十三座明代京城城门之一，原名聚宝门，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堡垒瓮城，其建筑规模仅次于通济门（现已不存），有“天下第一瓮城”之称。中华门布局严整、构造独特，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不论是在军事上、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城建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通济门，是南京明城墙十三座明代内城门之一，明初由原集庆路旧东门截城壕增建，扼守于内外秦淮分界，门向东北为皇城，向西南则是商业区，为南京咽喉所在，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瓮城城门，世界城墙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
里坊制编辑
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发展概况
汉代的棋盘式的街道将城市分为大小不同的方格，这是里坊制的最初形态。开始是坊市分离，规格不一。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市的四面也设墙，井字形街道将其分为九部分，各市临街设店。到唐代后期，在如扬州等商业城市中传统的里坊制遭到破坏。坊市结合，不在设坊墙，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演变，此外夜市也逐渐兴盛。
里坊制的极盛时期，相当于三国至唐。三国时的曹魏都城——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平面呈长方形，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居民与市场纳入这些棋盘格中组成“里”（“里”在北魏以后称为“坊”）。
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治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随着“侵街”现象的增多，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五月，又下了“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的诏令。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再次下诏：“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但是，这些均未能阻止“侵街”的浪潮。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七月，左街使上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在交易地点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本来，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
五代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后周时期，“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却招致一片“怨谤之语”。于是，官方作出让步，“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
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商业繁盛，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但是，宋廷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维护与恢复昔日的里坊制，于是官私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以“侵街”为标志。北宋伊始，即已出现“侵街”浪潮。面对“侵街”浪潮，真宗时期，宋廷曾动真格予以制止。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但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着“侵街”现象的终结：《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熟悉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
坊墙与夜禁的废除，标志了里坊制的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除此之外，由于宋东京商品经济的繁盛，人口的猛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景观。
首先是繁华街市的出现。对此，北宋末南宋初年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尽记载，如朱雀门外街巷、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州桥东街巷、相国寺东街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