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家对术的重视，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管子》这部书中，记载了管仲不厌其烦地向齐桓公传授“术”的故事。
例如《管子·揆度》中：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觉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视觉的。不从这五个方面去控制好人民，那么，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了，这就叫做“国机”。
还有一种轻重之术，是用来控制商人和社会上的财富的，是一种国家的理财之道，叫做：“国衡”。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与“国机”和“国衡”相比，还有一种更大的，控制天下的办法，叫做“平”。如果操纵失当，就叫做“准”：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以上这些，都是轻重学派治理国内和国际的一些具体而精妙绝伦的“术”，可以看到，巨细无遗，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完备的体系。至于轻重之术，究竟还有多少浩瀚无边的内容，还能做多少具体的事情，显然连齐桓公也感觉到非常吃惊，所以才会有以下的一番疑问：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桓公想知道，轻重之术是否有自己的尽头和界限，管仲回答说，轻重之术就好像四季一样，循环往复，永远都没有自己休止的时候。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可以保护国家；在和平的时候，可以臣服四邻。国内保护好百姓，国际上宣扬国家的声威。事实上，管仲也正是这么做的。
今天，也有人在质疑《管子》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尤其是“轻重”，很有可能年代较晚，是后人的托名之作。其实，我们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春秋战国的著作，如《老子》《论语》……，其实都不是一个人撰写，而是一家一派，集合众人的智慧而完成的。《管子》同样不可能是管仲一个人写的，管仲学派，轻重家的学术思想，也不局限于管仲一个人。只不过是以管仲作为一个突出的代表，来阐述这一家、一派的整体学术思想罢了。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管子》的成书年代，而只要对书中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梳理，吸收其中有益精华就好。
轻重之术，是一套完整地建立在商业为基础上的学问，也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一套“商学”。而其中又特别强调用国家调控、政治和政策来对商业进行控制，非常类似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轻重学家们创造了这么一套堪称完美的“轻重之术”，却还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们过于重视“术”，而置其他于不顾，其结果就只能过于依靠个人力量，例如，出现齐桓公那么开明的君主，出现管仲这样的“治世奇才”，才可能将轻重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相反，如果遇上平庸的君主，或者缺乏人才的小国家，轻重术用得不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再好的“术”，也需要有人来运用。这个用“术”的人的胸怀、气象，才智，直接决定了“轻重术”能否运用成功。
所以，齐国在管仲这样的“轻重术”高手死后，会立即陷入停滞不前，甚至迅速走上了下坡路。齐桓公那么赫赫有名的一代君主，最后却死得那么惨，连尸体都没有人收。
由于“术”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对运用术的人，要求也特别高。能够像管仲那样，道德自律，则术可行；如果道德操守上有一点问题，则术的运用，也就打了折扣。
例如，《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申子尝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为学于子者，欲以治国也。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
申不害是早期法家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一个专门讲“术”的大师。他虽然讲的不是“轻重之术”，不过，作为一个研究“术”的专家，应该深刻认识到“术”的重要性。可是，一方面大谈特谈“术”，以之帮助韩国变法图强；另外一方面，却要为自己的亲戚，到昭侯那里走“后门”。如果不是昭侯是个明智之君，也许这件事情，就轻轻松松地办成了。以申不害之贤，尚且不能免于私情，可见，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是多么地靠不住。
所以，商鞅才看出了这一点，坚决在秦国推行“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即使被五牛分尸，也要维护一个“法”字的尊严。
有了法，就有了统一的，大家必须遵守的尺度；有了尺度，就可以对使用术的人，有一个控制，一个震慑。更重要的，是“法”不对人有那么多的依赖性，只要有固定不变的“法”，人人可以执行。
韩非子是个聪明人，一眼就看出了春秋战国数百年，各国纷争不休，兴衰存亡的一个关键因素：人才。再好的思想，没有卓越的人才也不能执行。所以，他才将此前的“势”、“术”、“法”三合一，集其大成，提出了只要按照他的办法，则任何一个资质平平的治国之君，都可以将天下治理得非常完美。
在这里，对人的依赖，已经转变成为对“法”的依赖。而“法”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天下就稳定了。不会因为出了一个贤君，或者一个昏君，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了，韩非的理想，在身后两千多年，直到封建社会宣告解体，也一直没有完全实现。人治高于法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形态。不过，和以前的混乱局面比较起来，这至少算一个进步了。
重“术”轻“法”，而没有能够做到“术”、“法”并重，甚至以“法”制“术”，从而走向系统化、体制化，成为轻重学派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而轻重学派的一切思想，又都建立在商业这个根基上。所以，其不足的地方，对商业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致命的：过分强调人的作用，限制了商业文化的独立自主；未能形成一套稳定的、有效的机制，阻碍了商业文化的科学发展；纷纭复杂的百变之术，令原本混沌一团的商业文化更加无所适从，最终令人遗憾地走向了衰落和变异。
过分强调人的作用，限制了商业文化的独立自主。本来，轻重家建立在商业文化的根基上，自成一大体系，成为诸子百家学术流派中的一大亮点。这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商人，其利益大都和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少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利益表达。其地位也始终处在矛盾和摇摆中：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却又受到当权者的压迫和严密控制，给予其最低的社会地位，以防止其流动性、拥有大量财富等而对社会造成影响，成为隐患。
商人始终不能具备独立自主性，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群体而出现，缺乏行业组织，和共同的使命与追求，决定了商业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很难得到发展。而商人的独立自主性得到保护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严明的法律，作为保障的基础。这法律必须是高于一切人的意志，是必须被完全执行、而且一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真正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商人的利益才能有真正保障，商人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中华商业文化和西方商业文化的一道分水岭。
未能形成一套稳定的、有效的机制，阻碍了商业文化的科学发展。作为一套完整的学术思想，轻重之术无可指责，可是，如何将这套思想，丝毫不差地应用在发展国家经济、丰富和完善商业文化上，却是轻重家们所忽略的、也许是经过了思考而最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
同样是在稷下兴起的学派，据考证，《管子》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稷下学宫的管仲学派完成的。轻重家只着眼于“术”，而荀子、韩非、李斯等人，却已经能够跳过“术”的层面，着眼于去建立一套完整的体制：“法”。这里面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人才。
轻重家缺乏举足轻重的人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他们自己也托名，将尧、舜等圣人都拉进自己的阵营，实际上，只有到了管仲这里，轻重之术才真正成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与管仲同时，以轻重术闻名的，似乎只有叫做葵乙的人而已。这个人不见于《史记》记载，可见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从他的思想上来看，大概是一个研究轻重理论的思想家，有点类似研究商业哲学的计然。
从管仲和葵乙之后，运用轻重之术的大有人在，可是，真正作为轻重学家，能够名世的，直到春秋战国末年，始终是一大空白。没有像样的人才，其衰落和式微，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纷纭复杂的百变之术，令原本混沌一团的商业文化更加无所适从，最终令人遗憾地走向了衰落和变异。前面说过，“术”的层面永远都无法穷尽，如同浩瀚的海洋。在“术”这个舞台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展开了智力竞赛，你方唱罢我登场，有长江黄河，也有小桥流水；有湍急的飞瀑，也有平静的湖泊……真可谓：有多少“智”，就有多少“术”。人类的智慧永远都没有止境，“术”也就没有停止的地方。
人有百智，“术”有千变。相对于一成不变、枯燥乏味的“法”来说，中国人显然更喜欢沉浸在对“术”的研究中。结果，在“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影响也日益深入。连商人也都走上了“弄术”而不是“经营”的道路，产生了如同吕不韦那样的大商人，商业文化也因此而染上一丝诡异的气息。
商业文化的健康，正常发展，离不开一个开放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可是，各种各样的“术”的充斥，却使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尔虞我诈”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商人也不再出卖商品，公平交易，而是在售“术”，也就是在售“奸”，种种欺骗伎俩，自然就如雨后春笋般生出来。而这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商业文化中人性“恶”的基因被诱发。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畸形的社会环境，只能产生畸形的商业文化；畸形的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质和腐化，如水之趋下一样，向着罪恶丛生的无底深渊滚滚而去。从这里开始，商业文化令人遗憾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