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与商业文化从战略层面到操作层面的完美结合，也许当首推范蠡所著的《陶朱公致富奇书》。只可惜，秦始皇仅仅是出于对商人父亲吕不韦的憎恨与厌恶，就下了对商人最严厉不过的禁令，所有和商业有关的书籍也都被一把火烧光。在我们想象中，《陶朱公致富奇书》一定是和《孙子兵法》、《韩非子》一样的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这样一部书而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对中华商业文化，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关注的对象都是“人”，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老子所看到的，是生命的尊严，生命的自由的价值，是对人的身体各种自然欲望的肯定，所突出的是人作为人的本性一面；而孔子所看到的，是生命的另一面，是作为人这个独特的群体，对自然的抗争。于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一面，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群体力量。
而商业文化，说到底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性的文化。商人必须作为一个群体，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联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经营，获取利润的最大值。于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商业文化开始向儒家思想靠拢，而开始和道家思想背道而驰。并且，随着社会组织化的越来越高度发展，越来越偏离道家文化。
法家思想是继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后，对商业文化影响力最为巨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等人，继承道家思想，却又在道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尤其韩、李二人的老师荀子，虽然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但他和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学说针锋相对，提出了“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这一观点，最终成为法家思想对人性进行约束和管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因为，如果相信人性是善良的，那么，只要对人性中的好的一面加以引导，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社会就会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没有任何的犯罪，没有任何的动乱，这正是理想主义的一个“乌托邦”，一个中国式的“世外桃源”；而如果相信人性是邪恶的，丑陋的，那么，如果不加以强硬的管理，不加以约束，则社会就会泛滥成灾，人们就会陷入物质欲望的永无休止的追逐中。于是，就必须有一套严刑峻法，使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事实上，“人性善”与“人性恶”两种学说，正代表了从周代建立政权以来的两条基本的治理天下思路：一是“礼”，二是“刑”。
对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指出：“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或称为君子（它的字面含义是君王之子，像君王那样举止的人，有文化教养的人）。刑即刑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称‘小人’（琐小的人）。《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
从韩非子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其实是对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的一个改造；抛弃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而在老子的理性主义基础上，又加入了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切实可行的手段。
所以，在当时的列国争雄形势下，秦国能够最后胜出，除了其在经济、军事上的强大，在对国家的控制管理上，秦国采纳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制定了一套严格而完善的政治制度，通过国家机器这个高效率、高转速的组织，完成了对社会上各种资源的最优化组合，最终以其合理性、先进性，而取得了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最终一统华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自古以来，始终认为自己是处在天下的“中心”。这一思维，不管长江流域文化，还是黄河流域文化，都未能突破。而所以会造成这一局限，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作为“中央之国”的子民，在思维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因循守旧。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太过悠久的关系。中国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过去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似乎古人永远比我们今天的人们更有说服力。一件事情，如果在历史上找不出来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模式，那对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对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不管世事沧桑，如何变幻，都会有一种“历史重演”的感觉。这样的思想和感受，为中国人所独有，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裹足不前。
改革创新，锐意进取，这是法家思想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以实践法家思想为主的一大批才俊之士，可以说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股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潮：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吴起在西河，商鞅在秦国……可以说，法家思想不但给中国历史造成了震撼，成为几千年来一直影响中国社会的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自从法家思想出现以后，“改革进取”的呐喊声，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耳边消逝过。
改革进取，同样给中国的商业文化和无数的中国商人，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扫除了以道家思想作为依归的商业文化的柔性、阴性、隐性，取而代之的是新兴起的刚性、阳性、显性，使得商业文化真正成为阳光下的文化，商人成为阳光下的职业；涤荡了中国商人的消极、逃避、出世的思想，取而代之以积极、负责、入世的思想；扬弃了中国商人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大胆创新，不断超越的思维模式。
作为“重商主义”的创始人，管仲自己本人就是商人出身，因此，对于商人这个群体，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管子》一书中明确指出，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为什么？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为什么？也是因为追求打渔的利益。所以说，人有“好利恶害”或曰“就利避害”的本性。
正是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法家思想加以诱导和利用，大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积极性，“赏罚分明”，使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保证。例如，商鞅在秦国，制定二十级军功，作为评定一个人应该获得的奖励标准。一级军功，就是一个人头。所以，人头又被秦人称为“首级”。可以说，法家以“利”与“罚”作为“两柄”，正好刺激了商人的两大“命穴”：一是“贪”，二是“怕”。商人的追逐利润的本性，积极入世经营的态度，和敢于负责的人性中值得肯定的一面，很快都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