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了中国商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大胆创新，不断超越的思维模式。因为整个中国人的思维，都是守旧的，商人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商业又恰恰是开放的、流动的，需要商人的思维，不但必须具备灵活多变的特点，而且还要有预见性，要敢于创新，敢于挑战和冒险。这一点，法家思想可以说给商人提供了强大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成为商业文化的一个“永动机”。商业不像农业，土地是一成不变地摆在那里的，一年四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永远都追随着天道循环，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而没有任何的变化。商业本来就是从“无”中“生”出来的，是创造，是创新、冒险和挑战。商人也不能像农民一样，只要守住土地，就守住了收获，守住了生存下去的资源，也守住了一生。商人必须从各个地域的差别中，从各个季节的变化中，从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细小的变化征兆上，去寻找“商机”。永远在变，永远在创新，可以说是商业的最大特点，这个特点过去不变，现在不变，将来也不会变。而商人的这一特质，则只能去法家思想中寻找精神的力量支持。
时至今日，正如法家思想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一样，中国商人身上那种从法家思想吸取而来的不断进取、不断变革的精神，也依旧在起着支配和指导的作用。不但没有因为岁月的流淌而褪色，反而历久弥新，成为中国商人的一种精神象征，已经走出了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的商业文化，已经完全蜕去了初创时期道家思想的柔的、隐的、阴的一面，而成为刚的、显的、阳的新型商业文化。这一新型商业文化，将在法家思想“改革进取”的大旗指引下，不断趋于成熟，不断臻于完善！
法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套高度组织化的思想，是为了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国家的治理，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思想。这个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统一性。也正是在这种高度统一性的指导下，秦国才得以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统一性，即强调社会控制一切，突出的是人社会性一面，而否定人的自然性一面。在当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韩非子高声呼喊，提倡人的社会性，即文明的一面；而拒绝人的自然性，即野蛮的一面时候，他自己本人，却遭到了自己的同门师兄李斯人性中“自然面”的报复。李斯其实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才，可是却总比韩非差那么“一点点”。为了这“一点点”，他妒性大发，将韩非子残忍地逼迫自杀而死，一代奇才，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将生命结束在了监狱中。而后来这个李斯呢？也没有落个好死，比韩非子更加惨，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
精神追求层面的高度统一，是法家自诞生以来，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挫折，却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即使九死一生，也要挺身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家虽然被誉为是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对人性的“恶”有着深刻认识，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能利用、约束，而不肯去相信人性。可是，作为法家的人物，却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富国强兵。不管是早期的管仲、李悝、吴起、商鞅，还是后来的慎子、申不害、立斯、韩非子等人，无不将这个目标作为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富国强兵，这几乎是每个国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可是，只有法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而且坚定不移地作为自己的使命去奋斗。历史上，只要到了国家、民族、社会发展面临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时，第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的，一定是法家人物。正因为怀着这么崇高的使命，因此，法家才被人们所尊敬，才会有那么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改革家出现，将名字刻上历史的丰碑！
法家思想精神追求的高度统一，和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就赋予了商人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国富民足。因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经济不振兴，富国从何谈起？所以齐国才要大力发展工商业，才破天荒地第一次给予商人以“国民”待遇。从齐国以后，兴起的春秋霸主，和战国列雄，哪一个不是从经济起步？哪一个不是先振兴经济，然后发展和壮大国力，最后以军事而称雄？
利与义的冲突是每个中国商人都会遇到的基本困境，也是中国商人和其他国家商人的一个显著的不同。本来，商人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润；这一点各国都并无不同。可是，中国商人偏偏又在此基础上，多了一项额外的义务：“义”。当“利”与“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就是中国人所独具特色的“情”，也是我们的传统道德。
义”是中国人的一个身份象征，一个标志。而“义利并举”则是中国商人在世界范围内的一面旗帜，一个共同的号召。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义”字的大旗一举起来，立刻，中国商人就会团结在一起，可以战胜任何困难。这是中国商人一个引以为自豪的群体优势。
可是，“义”从本质上来说，又是违背商业规律的。也许，当“义”用在我们同类人中间，用在这个群体的内部，还可以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可是，对之于外，对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如果我们还盲目地用“义”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是大错特错了。从这一点上说，一个“义”字，显然限制了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的发展。
尽管电视剧中，诸葛亮羽扇轻摇，身着儒家服装，是一个介于儒家和道家之间的人物形象，可是，从他处理这件事情上，我们却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家人物，一个法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和实践者。因为，只有法家，才能真正做到这样的无情；也只有这样的无情，才是真性情！
如果只固步自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完全可以任“情”大于“法”，可以继续去讲所谓“人情”。可是，如果中国的商业文化，中国的商人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向“法”家靠拢。因为，只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奉行的、公正的、公开的“法”，才能保证我们有资格，可以大大方方地、不偏不倚地去讲“情”，去保证每个人的利益；否则，偏离了“法”这条准绳，则所谓的“情”，也一定是“私情”，一定是建立在少数人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情”，也早已不再是孔子当年所讲的“情”，不是儒家思想奉行的“人情”了！
从诞生的时间上来说，兵家思想远比儒家和道家要早。我们前面讲过，人类有三种文化类型：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而在这三种文化中，无不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战争思想。的确，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伴随着战争，就有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厮杀。可能是为了争夺资源，例如炎帝与黄帝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等等；也可能是仅仅是因为某件事情，某个人，作为导火索，而酝酿成经年累月的大战，例如《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由美女海伦引发的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古今中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战争，始终和人类如影随形。它伴随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从远古走到今天，并将伴随我们一直到未来。
战争的思想产生于战争的实践。中国最早的战争，被誉为“华夏第一战”的是炎黄部落和蚩尤部落为争夺河东盐池而爆发的。在这场战争中，蚩尤部落的人，因为控制着“盐”这一重要的资源，因而一个个身强体壮，骁勇无比。炎黄部落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连战连败。几仗下来，从朝歌一直退到黄河岸边。无奈之下，炎黄部落在黄河岸口设下重重防守关口，准备集中兵力，与蚩尤决一死战。
但这时，炎黄部落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风后——黄帝和炎帝作战时候，也曾经连吃败仗，后来，有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漫天大风沙中，一个人赶着千万只羊——这个人，就是风后。黄帝醒来后，想这或许是上天暗示于我，赐我为将之人。于是，便四处寻找，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风后，拜为大将，一举打败了炎帝。
虽然年事已高，不过，风后还是有着过人的智慧。他给黄帝出了一个主意：让黄帝发兵，与蚩尤相抗，然后假装不敌，退过黄河，打一仗败一仗。等退到中原北部郊外，正是冬春之季，大风黄沙弥漫，可以趁机突出奇兵，打蚩尤一个措手不及。再派人去向西部羌戎部落借一支援兵，从后方掩杀，蚩尤必败。
炎黄部落在处于劣势时，能够最终取得胜利，靠的就是“战争的智慧”，或者叫做“战争的艺术”——谋略。通过对利害的精辟分析和准确判断，作出决策，而不是以部队的实际人数和战斗力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以这场载入史册的战争作为出发点，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派思想：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