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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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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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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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aaa，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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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为王，或先把天下搞乱，然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李铁拐、张歪嘴、王拴狗等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将起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再度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和当地码头黑老大的形象，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恶棍加日治时期豢养的汉奸走狗，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公开叫起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未久，郭又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难以收敛流氓无产者的本性，胡乱发一些聪明中伴着糊涂、道理中伴着歪理邪说并散发着烧杀劫掠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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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大炮”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而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傅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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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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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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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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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和傅斯年代表者那个时代国学研究者的两条主线：一是积极向外开拓进取者，如傅斯年，一生两大功绩是创办史语所、发掘殷墟，这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性格和在民国时期政坛中的地位决定的；此外就是陈寅恪这一类学者，远离政治，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声名地位，安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远离世俗纷扰，终成一代大家。 这两位大师级人物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好的朋友”，一并合传也有些勉强；但是作为民国时期国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和缩影，陈傅二人绝对是这两条主线或是两种命运的代表。至于二人的交情，自然不是重点；我们看到傅斯年在学术界呼风唤雨独擎巨笔之时，也可以在作者笔锋一转之后看到低调而勤勉的陈寅恪先生不断著书立说，苦饲桃李，尽一个国学学者所能尽的全部力量来弘扬国学。所以说这本书不是在写两个人，而是整个国学学者这样一个团体，这些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建设着我们的国学领域；陈寅恪先生这样低调的学究和傅斯年先生这样呼风唤雨的大鳄，他们之间不断的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才有国学界一时鼎盛的大况。做这样的国学知识分子的“大传”，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轴上的断裂和凌乱，只要心里装的下大师生平的简略和对大师性格上的些许了解，时刻和书上的事件对照，读起来便也无虞。至于有些将此书作为小说和一般的人物传记看待的朋友，你们可以大抵当我如上的话是放屁。 书中很多书信和陈寅恪先生的诗，以及一些可考的注释和内容，但凡涉及陈寅恪先生的，有八成多内容我都依线查阅了对应的资料；涉及傅先生和其他学者的记载，凡所能及，一概溯源，这些内容却也翔实；至于作者对陈、傅两位大师之间的友情的理解和猜测，以及很多后人的口述观点，未得证实，暂不敢妄论；如果有不实，恐怕作者梦里也会被一生博学却又严谨得陈先生骂个狗血淋头吧。 总的来说，此书作为陈、傅二人的传记，尚不为上品，只能算是二星之作；但是作为一个角度了解、体会民国时代国学鼎盛时期的学者们的生存、学术状况，仍不失其价值，可认为是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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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天涯共此时】 “跨越海峡的大师傅斯年”专题节目。主持人桑晨女士，节目嘉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先生、台湾近代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先生。节目实事求是介绍了傅斯年的家庭背景、成长历程、学术成就，以及当年参与的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其中谈到毛泽东单独邀请傅斯年与之在延安有过一夜长谈。毛泽东手书一首唐人诗句赠与傅斯年留存，并附信写道：“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 ”这样一次会晤，已经使得网上传播的傅斯年当年打了毛泽东一记耳光的不实传言不攻自破。说它不实，原因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