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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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哈佛大学，陈寅恪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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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徐志摩以及吴宓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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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和同时代的学人相比，陈寅恪属于典型的晚婚男青年。1926年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陈三立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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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同事的介绍，陈寅恪与唐筼相约在中央公园里见面。那时的中山公园还叫中央公园。1914年改为公园后，一时成为新青年男女约会的风雅场所。在公园里等候的唐筼细心地发现，远远走过来的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微跛。在谈话中，陈寅恪告诉她：自己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经常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1928年，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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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这位绝世孤衷的畸人，这位精通西学的“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这位“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大先生，壮年盲目，暮年膑足，颠沛流离，受尽波折。幸运的是，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在身边，陈寅恪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完成了那些传世之作。鲜为人知的是，性格坚韧的北洋新女性唐筼，在遇到陈寅恪之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成为甘为之死、永志不忘的一位“中国好妻子”。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手笔。陈寅恪在被批判中经受的精神痛苦、心理愤懑，唐筼的感受更深切、更锥骨刺心。难得的是，她还会寻找各种机会去呈现给丈夫生的快乐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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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多种疾病，离开人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45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这对才德兼备的唐筼来说是生死相随，生命相依。若依陈寅恪的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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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这也是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清华园的第一个校庆。陈美延（陈寅恪先生幼女）记得，当时清华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等为主题，采访一些师母。史学家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实话实说：“妇女为家庭作出贡献也很重要……”立刻有伶牙俐齿的采访女生当场批驳。批驳的理由义正辞严：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而依然沿袭着旧时代旧女性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这样的贤妻良母式的人生，在清华新女性的价值世界中完全经不起推敲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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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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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舆内政之关系，兹分别言之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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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舆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後三百年间中国舆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新唐书》贰壹伍上《四夷传》总序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