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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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它决定了陈寅恪不可能北上。而
在以后留在中山大学的岁月中，他虽然只能凭超常的记忆论证了一番《再生缘》与
陈端生、钱牧斋与柳如是，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与生理条件（目盲足膑），远远不能
尽展其才而为中国新史学开宗立派，然而已以其著作，其言论，特别是其品格为中
国文化添上了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统。其价值将愈后而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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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定义”，也是陈寅恪下的。这就是
他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说的一段话："故自晋至今，
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
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此虽通俗之说，然而只有陈寅恪这样的通才硕学，
一槌定音，然后世无异辞。不过以我之不敏，还想在“三教”之后加上“九流”二
字。这倒不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九流，而是指直到今天社会上还实际存在
的所谓“三教九流”或“下九流”而言。因为中国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
样，原始时代的巫术并未绝根，而且还不断有所发展，历史上有不少朝代，初起时
都以之为凭依。即使在儒、道、佛三家的正统中也未能从几千年的进化中完全汰洗
干净，而在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中则大量存在。至于民间的各种信仰以至
迷信、邪教更是大量流行，影响于历史的、当代的、甚至明天的中国社会生活者十
分重大。我在去年曾作《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讨论此事。自己虽无力进行研究，
而当代的青年学者已渐渐有人注意及此。征之以西人所谓一民族文化传统中有大传
统与小传统两种传统之说，将来的创获必多。事实上陈寅恪关于天师道的研究已启
其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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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一个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
统，即所谓：“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his own line"。因此他
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学之外发议论。但是，幸好有他的好友吴宓的日记记下了他
的一些极为精采的思想。

　　吴宓1919年初到哈佛留学，即遇上陈寅恪，惊其"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
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令人可悲的是，吴宓八十年前所记的陈寅恪的
言论思想有许多到今日居然还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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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1日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云：“中国之哲学美术远
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
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
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
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
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这些话是八十年前讲的，然而移用于今日，
可谓毫厘勿失，也许更有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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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来，中国人所担心的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
叫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陈先生偏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
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陈
寅恪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同样的预见。现在，中
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N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
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
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
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
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陈寅恪下面的一段话尤其富有针对性：“夫
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
……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
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
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
著，可为比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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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是八十年来实实在在存在的。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如陈寅恪者，并
世实罕有堪与比肩的人。我们固然需要陈寅恪这样的历史学家，但是更需要陈寅恪
这样的思想家。

　　还有，号称中国国学正宗的儒学，自宋以后，与佛道混合，越来越倾向于谈“
性”说“心”。到近几十年的所谓新儒家更侈谈心性，简直以为非此不足以为孔孟
之徒。然而，陈先生三十年代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即已
明确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
活之方面。”四十年代，他又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稿》中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
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
袭，北魏政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二之
正统。”一语道破中国两千年儒法合流之思想正统。凡是研究中国政治史、法律史、
思想史的，这都是不可偏离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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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寅恪又一个著名的论点，即：“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输入北美或东欧
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
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
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
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不但已为二
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证实，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
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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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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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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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