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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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后来再一想，跃过这些很肤浅的，多少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之所以刺痛我有更深层的原因，我发现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的，这一点真正的刺痛了我。在我们国人中，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有多少人还感兴趣对历史进行后悔、反悔，或者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而过去这些历史又真的充满了无数个大的社会和人的灾难，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后悔，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所以他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动力来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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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细节，我刚才提到了，他演讲放十大建筑的幻灯，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大跃进，关于国庆工程，有两套历史知识，我完全没有任何连结。在社会史上，我那时候在哥大读一批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书，我们现在大家逐渐知道了，因为错误的政策导致58年到61年中国，主要是乡村，有几千万人饿死，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在建筑史上，国庆工程实际上是在同一时刻修出来的，建筑史上的资料非常少，但是从官方的宣传资料上，被《人民日报》社论认为是大跃进的产儿，是中国建筑史上有开创性的成就，这个工程非常重要，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大家好好的分析和赞颂的。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十大建筑的深入的建筑案例的分析，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哪些技术问题。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大跃进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这两个知识鸿沟那么大，以至于让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讲同一个时代。这样两部历史的鸿沟如此巨大，你几乎觉得他们说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时代。而恰恰是那十个项目在中国开始经历最悲惨的危机的时候，那十个项目耗费巨资能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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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能不能写出来，把这个社会史和建筑史联系起来，把国庆工程放在大跃进的语境里探讨，他是如何动员、组织，通过设计、技术创新、人海战术把它修出来，它与当时经济政治形势如何互动，这个成为我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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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意识到一点，建筑师和任何人，如果面前面对一堆纪念碑式的建筑，如果脱离历史背景、时代背景，不可避免的只有审美化，只能被它的形式打动，因为他不知道当时的历史状况，只能单纯的以形式来美化权力，把建筑生产，把建筑的形式、语意同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抽离出来，这也正是官方宣传的意愿，一贯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观察建筑通常是，这个建筑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一堆物质的躯壳。更进一步说，这个建筑有风格，有形式审美，但是它没有社会历史，它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我当时发现，在非历史这一点上，再优秀的建筑师，包括OMA这种建筑师，都是与权力机构合谋，大家一起忘掉它，忘掉当时社会的问题，这种复杂性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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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任意化更深刻的表现在建筑生产跟社会状况巨大的断裂，本身十大建筑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城市建筑大跃进项目里面相当于地标式的领头项目，紧接着中国进入危机，经济、政治全面的危机，还继续耗巨资把这十个项目修出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在乡村会有成千上万的，到61年，现在都在争论，4000万、3600万人饿死，但在城市里花钱修这个建筑。所以我采访了将近二十几位老建筑师、老工程师，每一个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听说乡村爆发大饥荒，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建筑师都不知道，都在非常浪漫的想象中国马上就要实现现代化了。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个高义兰老师，清华大学的，他参与国庆工程设计，民族文化宫刚落成，前面广场上是彩色喷泉，晚上他在那转悠，他就想多美好，北京再过十年就会现代化，当时那种图景完全不知道。只有清华大学当时的党组织书记知道，他的任务是拦截当年暑假回乡下探亲回来的学生，不能散播大饥荒的消息，如果散播了就是思想有问题，要处理这个学生，只有他负责这个工作他知道，其他所有人我问到的都不知道。而在历史学家中，我查到的，文字可查的，只有顾准先生的日记里写到。因为同时有着两方面经验的人非常少。顾准当时从河南信阳大饥荒逃出来的，他沿途看到遍地哀鸿，到了北京看到人民大会堂，他发誓不进，从地狱走到天堂般的建筑面前，发誓不进。其实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信息断裂的状态。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我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我决定再倒退一步，回溯新中国49年到59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于是产生了今天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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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步就是方法论，也就是如何写这本书。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方法论上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用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串联起来的，通常建筑史是以建筑案例或者建筑师正式发表的文章，我是用思想检查。编辑陈凌云非常敏锐的把我埋在文本里的一句话揪出来，我认为那是全书的灵魂所在。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1920年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我是靠这套史料把相关的历史资料串联起来写了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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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着手分析处理梁先生的第一篇检查，1951年的那个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的时候，我马上被一个问题难倒了，他的检查写的非常好非常全面，回顾、反省了他30年代、40年代的工作，我就不停的回过头去看他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发现篇幅越来越大，一转眼一万多字下来，还没有走到新中国建筑的主要论述的时候，我觉得还得再回溯，把30年代、40年代梁先生做的工作再整理一遍。我当时想不可能有任何创新了，这已经研究的透透的。再整理一遍，我的重点在新中国建筑史，结果没想到一深入下去，我很吃惊的发现，关于梁思成先生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大量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的挖掘史料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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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各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全面的概括中国建筑史，理论性地、历史性地概括中国建筑史的体系，已经非常全面的写出来，而他们在1932年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中国古建筑，越过明清之前的中国古建筑考察，到河北蓟县考察。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当你把很笨的工作做的具体以后。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中国古建筑考察，4月份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写出来非常完备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概括性的文章了，他的知识从哪来？我就到港大图书馆把1932年之前的所有国际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书拿出来，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伊东忠太都摆出来，一点一点的对，跟林徽因先生的文章对，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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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声明，这不是贬低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的贡献，而是只有分析哪些东西是借鉴别人，你才能搞清楚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哪里，要不然他们永远成为模糊的神话。他们独特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整个的知识是借鉴了日本的学者，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他们是建筑师的训练，他们用现代主义，用结构理性主义，满眼看到中国建筑的优点都是关于结构，因为那一点跟现代主义原则是相通的。他们建筑史的研究是非常理论化的，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建筑独特的木结构体系是跟现代建筑相通的，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催发出中国自己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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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心是1949年到1959年，类似的方法一个月、一个月的来考察。我越过这一段，通过这个考察我得出结论，这十年非常重要，当权者不懂建筑，但是相信通过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能全面解决建筑专业问题。而这些运动常常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国内外的局势、领袖个人的情绪影响和变化莫测，前后逻辑不连贯，方向忽左忽右。梁思成先生又是非常热切的追随者，一开始很真诚，但是到反右之后开始怀疑所有人变得不真诚。他不停的写思想检查批判改造自己，有时候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别人。到最后我相信我自己弄清这个问题了，到1958年、1959年，尤其经历了57年的反右，政治的任意化导致建筑语言的任意化，建筑师的信念和行动、行事和周围愿景之间的关系彻底断裂，建筑师完全变成折衷主义，迎合形势的一帮工作者。同时建筑的任意化导致建筑生产的任意化，当权者经常不顾一切代价，调动一切资源修建少数的地标的纪念碑式的建筑，时常忽略保障民生和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