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干脆面

回想起来，这两种思想贯串在我的一切行动中，为时甚久。中学时代我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无条件地崇拜，不自觉地有好感。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美国大学的几年中，我接触了美国“文化人”。他们以“高超”的艺术家自居，表面上向往欧洲，讥笑大腹贾，觉得美国“浅薄”。当时我也附和他们，且因为我的“民族意识”，对本国文化的骄傲和热爱，使我误认自己是鄙视美国文化的。其实，我当时正是以美国“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的标准为标准，成了美国文化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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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见之于行动之后，便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我所作专文大多偏向于考古、鉴定、复原的一方面，仍未摆脱过去中国旧文人研究金石书画的作风。我所负责编辑的刊物里，一方面想要通俗化，以宣扬伟大的中国建筑体系；但另一方面却将许多问题处理得过于专门化，所谓“谨严不苟”，维持“高度学术水平”，并不着重于符合较广泛的读者的要求。结果便把自己培养成了学究式的研究员，加入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我忘掉了过去中国建筑文献之“不科学”正是由于过去旧文人包办碑文和其他记录，而他们不参加设计或建造的实际劳动，对结构不了解，只信口开河，空洞地描写一套。我虽曾向老匠师们请教，学得了一些知识，如果再把这一切写出，仅供“士大夫”阶级的文人赏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当然只引致我同反动政府发生后来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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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一说我那崇美思想的根源吧。我所要合乎“标准”的学术研究，就只是更合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脾胃而已！当时如果有人说我的研究正是投合美国“文化人”的胃口的工作，我必不承认。当时我的确是认真地坚持中国学术界的尊严：我的专文和图录也未曾用过英文注释或说明。但当时的北京是帝国主义文化间谍的乐园。懂英文的中国“学者”正是他们工作的对象。营造学社的经费主要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营造学社研究的成绩安得不受到买办董事们和各国文化间谍的注意？最初他们以“北平美术社”的名义拉我去做英语的“学术讲演”，更进而办有英文说明的展览会。他们觊觎着我们的照片、图像和文献考证资料。我便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感到愉快。我抱着“学术不分国界”的思想，以为这正是为祖国宣扬文化。今天再回首往事，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如果中国的主权没有保障，这种向帝国主义匪盗讲解我国文物精华的行为只是开门揖盗，只会引起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更残暴的掠夺。我归根是为他们服务的。但当时我看不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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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起，我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合作”，将北京的营造学社结束，把带不走的资料存放起来，自己迁到西南。当时我认为这是爱国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此后却自愿地接近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发展到后来，竟丧失立场，以敌为友，正是这崇美思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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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以后，我被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去讲学，当时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对耶鲁艺术院院长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曾愤慨地斥责英法联军破坏我国的圆明园。这种个别“抱不平”的话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时，我被请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也以为是“躬逢盛典”，十分体面。我在那次会中还被赠授名誉学位。这个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之一正是研究“远东问题”，也就是讨论关于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等，研究如何侵略“远东”。而当时的我呢，麻痹症的加剧正和我在美国所受到的“亲切”和“荣誉”成了正比例！回想当时的崇美亲美情感，真令人吃惊。对于“荣誉头衔”，我一方面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觉到那是虚荣；但另一方面以美国眼光来看又觉其可贵，在美国母校朋友之前就似乎有“衣锦还乡”之感！这就是美国教育使我吞下糖衣炮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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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崇美思想还严重地表现在本行工作上的另一方面。我是在美国学习的时代就开始研究祖国建筑的。我自己是没有明确的立场观点的，因而成了墙头草，随着美国反动理论的风向而摇摆。一九三○年以前美国建筑是以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我便跟着着重于古典方面的研究。一九三○年以后情形大变，我就也跟着接受他们的影响，窒息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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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已流行的所谓“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在美国的势力大增；各流派的反动的、割断历史的、否认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和机械唯物的“现代艺术”理论更甚嚣尘上。这种倾向是符合个人自由主义的，所以便盛行起来。他们对于古典便又一笔勾销，讥讽古典传统，蔑视地方环境和民族情感，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我的思想既不断地受着美国“文化潮流”的领导，当然便一只脚先陷下去。他们的理论麻醉了我，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问题。我已致力数年的中国建筑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主张便同我的实际建筑设计背道而驰，完全分割为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起初我还打算将所学同中国建筑相结合，希望能够吸收新的工程科学，使它为中国式建筑服务，并且做过一些尝试。但是不久，我两只脚都陷下去了。我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污蔑那正在萌芽中的、且很有发展可能的、以现代工程建造起来的中国式建筑为“摹仿古典”，为“落伍”！自己在北京，却设计并建造了完全西洋系统的“现代式”，反以“结构功能派”自居，觉得自己“进步”，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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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也同样说明崇美思想如何支配着我的行动。当一九四六年营造学社无法继续，清华大学向我接洽创办营建系之后，我就觉得需要再出国去“深造”一番。对自己十余年的经验失去了自信心，而要去搬运新教条，结果我便把各流派建筑理论新书，和“抽象图案”之类的唯心艺术理论全部贩运过来，毒害学生。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时，我尚不清醒，还根据反动的理论来作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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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关系的呢？国民党反动政府由南京时代起就需要铺张门面，而官员中的某些“学者”也就成为它的点缀品。当时，我对于“文化学术界”一向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通过那些“学者官”，我同反动政府的瓜葛便逐渐纠缠不清起来。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不少的。当我南下时自以为是“赴国难”，并不知道到了后方能做一些什么事，只准备去长期
“支持”抗日，当然也就是支持那时的“政府”的。到了西南，营造学社的经费已不绝如缕，而社中同人却陆续聚集，愿意继续本身的工作。在困难中度过一些时候，便乞援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结果还是直接向伪教育部请求补助。这便开始了我另一直线的发展。当时财政和教育“当局”孔、陈两族已臭名远扬，我觉得为了营造学社的五斗米折腰是忍辱负重，却又甚感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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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我以亲美派和“政府”外围的技术人员的双重资格，被伪政府任命为由美国所发动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走到了朱匪家骅门下。我因爱护文物心切，对于这个美帝国主义所赞助的机构又觉得极为合理，且认为这是美国对我们的友谊的关心，是督促我们腐败的“政府”的义举，便欣然前往，负责工作。我对蒋匪本人虽已感到愤恨，但只是没有行动的怒；对“政府”还存着希望它改革的幻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工作结束，我才辞退了上项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