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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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件事情。在我还未离开重庆北返而蒋匪“政府”已回到南京的期间，朱家骅突然要无耻地再演一出“献九鼎”的丑剧，想以“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义为蒋匪建造纪念建筑，竟找我面谈设计。那时全国已对蒋匪愤慨万分，我觉得朱匪奴颜奉承之可耻，因而感到自己清高之被沾辱，有啼笑皆非之感，便以小资产阶级虚伪的本事，婉言谢绝。我出国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部又去电指派我为“联合国新厦设计团”的中国代表，这次我虽犹豫一阵，却接受了。当时国内学生运动正在开展，我认识到做腐败到极点的“政府”的代表是很不体面的。但我觉得在建筑界中能同各国的“大师”分庭抗礼，在一起设计是荣誉的。而且当时我正醉心于“最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以还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参加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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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我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有高度的民族意识，行为正直，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在这次学习中，我才认识到我过去是敌我不分的，我才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始终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一切为了个人，看不见人民。这个发现，使我彷徨痛苦，但是经过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我明白了我今天既在此自认为是为人民服务，就必需挖出过去的思想根源，凡是错误的，今天所不能再容忍的，就必须当烂包袱丢掉。这样我才能轻松、清醒地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正是我的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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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学习中，我也寻找到我的思想中接受父亲思想影响的一部分。我曾无条件地崇拜父亲，但并不见得认识他；现在我就更需要从革命的立场观点来认识他。我所深刻记忆着的，是他的真挚热情感人至深的爱国宣传曾启发过许多人的爱国救国的志愿。但在今天看来，那只是在他维新的初期，对于落后保守的许多人来说，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在“公车上书”之后，很快地接近了封建主和官僚阶级的最上层。他所希望的是在一个“圣君”之下做一个商鞅或王安石式的“贤相”，这证明他已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了。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这是保守改良主义思想，浓厚的正统观念；他的保皇改良已远远落后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以后，他又以保守改良主义维护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所以能与大地主、军阀、官僚不止一次地周旋合作。他说怕流血，怕乱，就是怕革命、怕人民。在戊戍变法时期起过了进步作用之后，他的思想就落伍了。我受了他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他在我的思想中撒下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种子，我是永远感谢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站在民族立场、人民立场，没有批判能力，我所谓文化传统的内容就可能把封建糟粕也笼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住，例如我的尊崇士绅，正统观念，贤人政治等思想就都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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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培养青年的“求知欲”，也就是纯技术观点的学术研究。他也曾希望知识分子学习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切又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自己的阶级意识，再加以那样的环境，更阻碍了我去接近进步的思想。对于威尔斯、拉斯基的崇拜，对于革命初期苏联的错误看法，便是一连串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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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所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者所高唱的“社会主义”，而我自以为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同一回事。正如威尔斯在同斯大林谈话中所表现的那种愚昧，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称扬的所谓“盎格罗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是有“思想上联系”和“血缘关系”的。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aaa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aaa来。清华大学解放以后，解放军干部等所表现的一系列“奇迹”使我兴奋。解放初期当人民政府找我参加各种会议时，我便心悦诚服地愿意“效劳”，自己思想中还包含着浓厚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旧观念，还没有做“主人翁”，更说不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新的认识是经过近两年多以来的工作和学习才逐渐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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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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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难堪”这个字并不是很轻率的是一个局外人说他是被强迫的，我不觉得梁先生的文字是强迫的、是虚假的，是在压力之下如何的，后面我不敢说，可是1950年、51年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只是梁先生一个人，许多的知识分子，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梁先生非常清楚，他要写中国建筑史，怎么能够像他爸爸一样，就是唐宋元明清这种写法？当然不能。举个例子，不经过1968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建筑史跟城市史不会从印第安人开始的，就是从五月花号开始。我们拉回来做对照，我们中国的建筑史与城市史，你怎么能够写城市汉族中心的历史呢？毫无疑问汉族是文化的主体，可是你怎么看待游牧民族呢？今天已经不知道多少学者，后来的学者，对于游牧民族的文化，游牧民族的意义，其实有了完全不同的视野，我们今天回头去读梁启超写的那些历史当然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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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这一年在西方工业国的集体记忆里留下了各种的深刻烙印。对保守者来说,这是一个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坍塌的开始;而对全球左派而言,它带来了社会与政治自由化。学生要求全面的民主,要求结束越南战争和更多的社会自由。＂1968＂年这一概念下集中了众多因素。美国和联邦德国学生运动的新左派尽管都经历了政治激进化和理论新建的过程,但是其影响力却体现在长期的、首先是新的生活方式之中。＂1968＂年发生的那些事件,造成了以社会地位的不同为背景的生活方式的个体化和集体化,但也并非其唯一的起因。价值观转变的冲动是青年整体的诉求,要求生活质量和自我决定权而不接受作为规范的工作纪律、道德纯洁和责任义务。尽管新的挑衅及交往战略在学生运动中做了尝试,普遍的个体化和民主化以此得以加速,但并非由此引发。它是19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国家的复杂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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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回溯环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它与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欧洲的污染事故以及蕾切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文化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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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为后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带来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培养了一批主要的领导和干部。而随着环保主义运动的发展，各种环？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推动着“绿色政治运动”的兴起，环境保护运动组织纷纷联合成绿党参加欧洲各国的地方竞选，成为1980年以来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环保主义逐渐成为了普世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长期以来的呼喊声中，低碳热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