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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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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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我研究梁启超，梁思成也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
        我比较早的接触到“梁陈方案”中的陈占祥的一些资料，包括57年反右的时候梁思成写的批判陈占祥先生的一些东西我都看到过。我首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还是我研究生毕业之久，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工作，和我们所一位老先生谈话，这位老先生曾经是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的秘书，因为我那时候对建筑、城市规划完全不了解，他跟我讲北京当年想拆哪个地方，拆了很多城墙，准备建大工厂，已经建了那么多大工厂，因为当时毛泽东有一个指示，让产业工人数量超过普通市民，把北京变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所以要建大工厂，比如说东边化肥厂、纺织厂，西边钢铁厂，到处是烟囱，他当时给我介绍了梁思成先生的反对，因为这个老先生当时在北京市工作，介绍了北京市委的态度和梁思成的争论，我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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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建筑是跟政治关系是最密切的，因为你需要有空间，而空间跟政治有关系，没有政治支持你什么样的建筑都建不起来，建筑的风格，尤其大的国家性建筑，风格都是由国家领导人确定，包括每个地方的地标性建筑都是由当地的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所以建筑、人、政治紧密的在搅合在一起的。我后来了解到梁陈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旧北京的状况，把新北京，类似于新德里那样建一个新北京，或者新北京行政中心移到西边，也就是现在的钓鱼台附近，现在我们觉得很近，但是在当时觉得是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当时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我们好不容易进到北京城，有人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这是对“梁陈方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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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49年之后中国不是简简单单的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全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在建筑美学上，宏大、大，无论什么样的代价，要有标志性的建筑。朱涛先生刚才已经说了，比如天安门广场，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要学苏联，但是天安门广场要建的比红场还要大。天安门广场是领导人在那检阅、游行、庆祝、阅兵这种政治化的空间，和周围宏大的政治叙述不符合的这些建筑都要拆掉，比如说阅兵的时候，原来从天安门东边往西边走，不远就是几座牌楼，我们的军旗也要从牌楼下面经过，牌楼比军旗高，拆掉。这几年长安街不断的拓宽，有阅兵，有政治，所以建筑跟政治紧紧的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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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又跟这些建筑师命运仅仅相连起来，其中谈到对人的思想改造，建筑师的风格、你的建筑形式应该符合我的观念、我的设想。我读他这本书中其中有一段，因为我毕竟不是建筑学专业工作者，我只是注重思想改造，这本书有一段写的挺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他其中谈到，比如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发生一个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批判西方现代派这些东西，政治思想改造恰恰在梁思成先生那里内在的和他的一种学术观念有一种吻合，或者说他把政治性的要求和他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对火柴盒的批判，当时这个又受到苏联影响，苏联专家在斯大林的建筑观影响下，要有俄罗斯特点、俄罗斯特色，比较典型的建筑，比如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就是那种，要有很复杂的风格、修饰、装璜，他其中批评了新中国的几个建筑，都是方盒子，火柴盒。这跟梁思成先生某种对中国民族形式的要求、大屋顶有内在的契合，于是他把这种外在的政治性的要求和内在的学术语言融在一体，所以在他的主导下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建筑，这些建筑就是大屋顶的结构。大屋顶的结构既是强调了民族形式，又是对西方的一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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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如何知识分子把自己学术的观点和政治的要求一种内在的转化，但是政治的变化总是变化莫测的，1953年1月斯大林逝世，我们一般谈到是1956年赫鲁晓夫做报告批判斯大林，实际这本书透露，去斯大林化或者对斯大林批判，不是一开始突然来一个报告，而是一点一点，前面有一个预热，这个从建筑开始的，从建筑风格，批判斯大林的浪费、这种复古主义，强调俄罗斯的民族色彩。我们当时一切都学苏联，而1954年1月赫鲁晓夫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好有一个建筑代表团去参加这个会，本来觉得苏联斯大林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听了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回来赶紧向中央作出汇报。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民族形式，他自己写古诗词，对国际主义，对洋八股东西他很反对的，但是建筑方面却没有强烈的表示。恰恰他在1955年，按照这本书的说法，也是根据苏联批判斯大林，恰恰开始了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顶，这在建筑学界是非常大的运动。梁思成先生也感到莫名其妙，开始是按照你的那个批判西方来的，要有民族形式。突然政治风向一转，要批判他的大屋顶、浪费，从五十年代初期到1955年反胡风、批胡适，这套政治运动一直没有停过，这些都搅合在一起。也许一开始梁先生是有真诚的，但是到最后，我明明真诚的跟着你走，突然你又批判我，这反映出建筑的风格、建筑的风向确实在中国跟政治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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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变化总是变化莫测的，1953年1月斯大林逝世，我们一般谈到是1956年赫鲁晓夫做报告批判斯大林，实际去斯大林化或者对斯大林批判，不是一开始突然来一个报告，而是一点一点，前面有一个预热，这个从建筑开始的，从建筑风格，批判斯大林的浪费、这种复古主义，强调俄罗斯的民族色彩。我们当时一切都学苏联，而1954年1月赫鲁晓夫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好有一个建筑代表团去参加这个会，本来觉得苏联斯大林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听了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回来赶紧向中央作出汇报。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民族形式，他自己写古诗词，对国际主义，对洋八股东西他很反对的，但是建筑方面却没有强烈的表示。恰恰他在1955年，也是根据苏联批判斯大林，恰恰开始了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顶，这在建筑学界是非常大的运动。梁思成先生也感到莫名其妙，开始是按照你的那个批判西方来的，要有民族形式。突然政治风向一转，要批判他的大屋顶、浪费，从五十年代初期到1955年反胡风、批胡适，这套政治运动一直没有停过，这些都搅合在一起。也许一开始梁先生是有真诚的，但是到最后，我明明真诚的跟着你走，突然你又批判我，这反映出建筑的风格、建筑的风向确实在中国跟政治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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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本书，刚才也听到大家聊，他们很奇怪，梁思成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应该是很成熟的学者了，很成熟的学者他的学术语言、他的风格怎么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我觉得这并不为奇，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现象，是整个那代的知识分子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思想改造，无论从冯友兰、潘光旦，还可以举出很多，都有思想改造的记录，他们怎么做检查，那些语言还是比较新旧杂陈，由一些左派学生批斗老师，老师要做检查，一次一次过不了关，慢慢就熟悉了这套语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熟悉。我做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采访过一位老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说我是延安的，从47年到50年代初期，我们随着大军占领一个城市，都是和地下党会合的，地下党在内部配合。但是一到开会那就反映出，开始我们都是穿着列宁装，解放军装，地下党女的穿旗袍，男的西服，开会就换服装了，慢慢的他们要跟我们学语言，学那套政治词汇。他说这个转的很快。我做知识分子研究，我其中找了左派的报人，办文汇报，但是到50年起他发现不会写社论了，因为那个社论是全新的语言，他只好找aaa的理论家来帮写社论，经过两三年他自己就可以按照新华体写这种社论了。这个语言的转换，只要你思想改造了，它也是非常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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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这本书，这是所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因为他经历了中国近代被侵略被屈辱的历史，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尤其是开始的时候，他是心甘情愿的，希望这个国家强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尤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尤其经过抗战，他们这种感觉更强烈，这本书中也谈到梁先生之所以要做中国建筑史研究，他是看到日本人做了，他谈到知识上的承继性。他觉得中国建筑是日本人做的，我们要加紧赶上在这方面超过他们，这也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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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觉得阅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建筑史，它背后就是一个政治史，包括某些地方，你可以看到非常恶俗的建筑，那就反映出领导人的水平、一种风格。当然一个城市的建筑史，尤其在我们这种结构之中，政治和建筑紧密的相连。大家都知道在十几年前，北京市当时的领导特别喜欢加个亭子，所有建筑师都知道，建筑师说设计一个建筑，不论多高上面加一个亭子就可以通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西客站，一定要加亭子。所以当时市长提出要夺回首都风貌，所以陈希同别人给他起外号叫陈希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