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灌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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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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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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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毛派组织更活跃、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了托派学生组织会议，并旋即扩大为全体学生的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会后，曼德尔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泪瓦斯。为阻挡警方的进攻，他指挥学生们点燃汽车作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万丈地高呼“多美啊，这就是革命”，全然不顾自己的汽车就在这些被点燃的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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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派继承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客观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片面理解，以主张工人阶级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方面，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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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红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虽被法国政府驱逐，却又设法潜回巴黎，意大利诗人夸鲁奇更是在街垒中完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部纪实诗篇，被誉为“五月风暴的最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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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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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了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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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如此，哲学泰斗阿隆、楠泰尔学院教授莱维纳斯、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等就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莱维纳斯每天夹着皮包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又按时下课离开，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萨特反目成仇，唇枪舌剑。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家德里达，他积极参加了最初的集会，但很快选择了游离和躲避。
对于学者的不同立场，学生们作出了情绪鲜明的反应。萨特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演讲时，能容纳3000人的会场挤进了7000学生，“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了抗议阿隆的亲美立场，学生们甚至拒绝他在巴黎高师作学术报告。对于曾去过中国，并向学生们宣扬“中国革命优点”的罗兰·巴特，他们则辛辣的嘲讽“结构主义没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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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朗格鲁瓦事件，电影界积极响应了学生们的运动，特吕弗、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四名戛纳电影节评委喊出“要电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电影节中止；《电影手册》杂志主编杜比亚纳和“真理电影”学派的电影人们也公开声援学生。在索邦，电影人、影评人、观众、影院职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汇集成册，被后人称之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三级会议”，更多电影人直接投身运动，他们所拍摄的“红五月”胶片据说长达几公里，而正如贝特鲁齐电影《梦想者》中描述的，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如烽火般燎动了索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五月风暴”。
被五月风暴触及的还有艺术家们，著名的“情景主义国际”出于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造出许多生动形象的、被称为“涂鸦”的街头宣传画。该组织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和范内格姆还创制了整个“红五月”中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标语口号，如“让想像力夺权”、“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等，他们甚至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头脑，甚至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了五月风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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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运动有着共同的学生运动背景和网络。“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后来的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他们常常也是其他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而以认同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个阶段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网络联系和社会运动组织，成为后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新国际主义的基础。正是在环境运动的新国际主义的意义？，环境运动当中的激进主义才得以与温和组织并行不悖，维持着运动的活力，也被公众容忍，呈现出绿色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