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作为中华儒商第一人，对于商业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结合，功不可没。尤其他注意到，商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自然属性。例如“道”的歧义丛生，“水”的趋下特性，“数”的纷纭复杂，“气”的变化莫测，都不是普通的经商百姓所能够理解和掌握的。如何通过改造商业的这一自然属性，而做到可以通过人的控制，来使商业繁荣，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呢？经过在孔子门下的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最终，子贡将儒学的核心思想——仁学，也就是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秩序，引入了商业文化。
仁学是孔子一套相当有创造性的学问，其中，用来复礼的那些繁琐无用的礼仪和宗教仪式，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性用处，可是，他所谈的“仁”，也就是对“人”的发现，讲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肯定人的尊严和生命存在的价值，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思想和颇具前瞻性的时代观点。
仁学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肯定人是一种有情感的高级动物，不像道家那么冷冰冰地，只谈天、地、宇宙，那么地充满纯粹的理性精神。仁是一种感性的哲学思想，人是有心理活动的，人的心，便是天地的心，宇宙的心。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写道：“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强调，‘仁，天心也’，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
将伦理道德引入到商业文化，无疑给商业行为和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一种规范的秩序，一种商业游戏的规则。这种用“义”来制“利”的办法，可以说是一剂非常对病的良方。它在商业文化的王冠上，镶嵌了一颗耀眼而炫目的明珠：“德”。于是，就有了《易·文言》中：“利者义之和也。”《墨·经上》说：“义，利也。”《国语·晋语一》说：“以义生利。”宋朝的大儒程颐更是一阵见血地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从此，中华商业文化就有了向上持续不断超越的特性。一直流传到今天，以老字号为代表的商业文化，还在处处体现着“利义”紧密结合的典范。例如，北京的“全聚德”讲“德”，“同仁堂”讲“仁”。“德”和“仁”都是义的本源。而这也正是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受中华汉文化影响，准确地说，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商业文化同样高度发达，同样有着“论语与算盘说”、“义利两全说”、“经济道德合一说”，可以说，这些都是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伦理道德，讲的是仁慈，是温良，是谦恭，是彬彬有礼，讲的是君子之利，而不是小人之利。这一点，本身就是对商业的一种净化和提升。
我们想，孔子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仁”和“礼”的思想的？是在“利放天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情况下。他不愧是圣人，对人的看法超出常人：破天荒地第一次，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君子罕言利”，君子也并不是就不说利，因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基础，毕竟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可是，君子又不能和小人一样，只认识“孔方兄”，将“利”作为一生的追求。君子应该还有更高的人生理想，应该去追求“义”，通过自身的修炼，达到有“德”，然后实现以“义”制“利”。
正因为有了儒家思想的流入，中国的商业文化才从自然、自发的混沌状态，而成为一种高级的、文明的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一股重要文化潮流。
关于“仁”对商业文化的重要意义，将中国的商业文化和日本的商业文化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
中国的商业文化，以“仁”为核心，而“仁”是什么？用孔子的话来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都会主动地去将和自己接触的人，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当作自己的仁爱对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一个思想渊源。
而日本的商业文化，以“忠”为核心。他们也讲“义”，可是却是“忠义利”，和中国的“仁义利”相比，显然差了一个层次。其结果，就是日本人在商业活动中，为了商业利益，可以什么都做出来；而在人际交往中，却往往只限于自己的小团体，不能有广泛的爱心，和宽广的胸怀，去接纳一切。这也是中国的大国文化和日本的岛国文化，一个本质上的差异。
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中，以“仁”为主体的中华商业文化，正在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重视，已经被许多国家列为研究的课题，成为许多商学院MBA课程中的典范教例。
仁，也使得“儒商”一词几乎成为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中国商人的国际形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善良、仁慈，充满爱心，彬彬有礼，有着接纳世界各地朋友的胸怀，又特别地重视感情，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各种场合下都能控制得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和崭新面目……